前言

它將是未來十年影響中國經濟最深遠，也是影響世界經濟最重要的變動之一。陶冬從一根油條，窺見全中國正在經歷翻天覆地的無聲轉變。它是一場人口結構上的大變局，是危，也是機！

一根油條，預告了全球與中國經濟將進行一次大調整！

「每次出差到上海，我最喜歡到上海浦東的香格里拉酒店吃早餐。那裡的早餐，有五、六百種之多，即使種類這麼多，每次我去都會吃上一根油條，它讓我重溫兒時的記憶，吃完之後，覺得很滿足。」

「不過，這一次我去，卻讓我很失望，因為一堆油條是炸老的，想要請服務生現炸，他卻不願意。這種服務態度讓我很不愉快，我向餐飲服務部經理反映，答案更令人吃驚。經理說，『實在很抱歉，我們的人事流動率高達七○％，這還是我們大幅加薪七○％後的流動率。』勞工不足、流動率太高，以至於影響到飯店的服務品質。」

連上海知名的五星級飯店，都深受缺工所苦，讓陶冬驚覺中國經濟正劇烈且快速地變化中。應《今周刊》邀訪來台發表「從全球經濟發展看中國經濟的大轉型」演講的瑞士信貸亞洲區董事總經理陶冬，對台下一千多位聽眾說了這樣一個故事，是關於自己出差上海的用餐經驗。聽眾無不好奇：只是一根油條，對觀察中國經濟能有什麼啟示？

這一根油條的故事，陶冬不只是在應《今周刊》邀請發表演講時，賣力地傳達著，在不同國家演講的場合，或是與各國銀行的ＶＩＰ客戶私密會議中，他也不斷訴說著「油條」的故事。他藉由簡單的油條經驗，傳遞中國工資提高、經濟結構改變，將會如同「蝴蝶效應」一般，影響到全球經濟的訊息。

除了「油條」的故事外，陶冬更高分貝提醒：「請記住『路易斯拐點』這個詞彙，這將是未來十年影響中國經濟最深遠，也是影響世界經濟最重要的變動之一。」

路易斯拐點是什麼？這個經濟學上的名詞，又將如何影響中國，甚至是全球經濟？答案，必須先從人民幣匯率說起。

為加工出口業撐開的保護傘，如今正一把一把地快速收起

去年六月十九日，人民幣重新實施浮動匯率，短短幾個月時間，人民幣匯率就從金融海嘯時「釘死」的六．八二兌一美元，一路升值到六．五八。在此同時，中國的三十一個省市，也陸續修法提高最低工資，平均幅度達二三％。貨幣升值、為勞工加薪，過去中國為加工出口業撐開的保護傘，如今正一把一把地快速收起。

「北京的態度變了，」陶冬說，當人民幣被各國逼迫升值，中國想出的解套方式，就是為勞工加薪來紓解升值的壓力。

他解釋，中國若讓人民幣升值，很可能迫使廠商為降低成本，出走到其他國家設廠；相形之下，立法為勞工大幅加薪，也會提高企業的出口成本，等於變相讓匯率升值，「讓工人受惠，把錢留在自己口袋裡。」

在這種政策指導思惟下，北京、江蘇、重慶等六個省市，今年初再立法為勞工加薪。陶冬估計，今年底以前，三十一個行政區可能還會出現另一輪加薪潮。

面對政府引導工資提高，中國的企業倒是樂見其成。中國最大飲料商之一的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對於不斷持續提高工資的看法是，「企業賺錢讓員工分享有什麼不對」？在去年專訪他時，他就大膽預言，「工資上漲一倍肯定是會來的」。對照他的預期，香格里拉酒店的薪水調幅顯然還不夠。

工資提高，成本不是也會增加？對這個問題，宗慶后一點也不擔心，他說，「工人的薪水提高，購買力增加，自然就會多買娃哈哈的產品，這有什麼不好？」

看來，中國工資上漲，中國企業心裡早有準備，而且心中預期的漲幅，早就定得高高的。

中國勞動市場二○一四年 進入「路易斯拐點」

只是，當薪水調高、鄉村城鎮化後，出現了大多數企業當初沒有料到的「勞工轉移」現象。

對來自內地與農村的農民工來說，中國各地大幅調薪的結果是：家鄉的薪資水準和東南沿海地區大幅拉近。

陶冬分析，近年來中國當局對內陸地區的基礎投資明顯提升，加上工作機會增加，在實質獲利相對提高下，農民工紛紛留在家鄉附近地區就業，自然導致區域分配的勞動力重新洗牌，而沿海工人越來越少，也是可想而知的結果。

但在區域勞動力分布重新調整時，陶冬認為，也有一股更大的趨勢正在醞釀中。依照聯合國推測，中國勞動力將在二○一七年進入負成長。儘管目前中國的勞動供給仍然大於需求，稱不上勞工短缺，但陶冬估計，受到人口政策影響，中國的勞工數量將從一四年時開始減少，比聯合國估計更早。而且隨著內需消費爆炸式攀升，將有更多勞工轉向其他產業發展，缺工總數將加大。他估計到了一七年，中國的缺工人數將達到一七六○萬人。

對比總數多達八億的中國勞工，缺工一千多萬人，其實並不高。但陶冬提醒，一七六○萬名勞工相當於美國勞工總數的一一％、日本勞工總數的二五％，或是德國勞工總數的四○％。「若以全球視野來看，這個數字就非常巨大」。陶冬認為，這是中國內需新的動力，也是新的商機。

正由於中國內需擴大，服務業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全面鋪展開來，陶冬預估，中國的勞動市場會提前從一四年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鄉村多餘的勞動力不足以供給城鎮勞動力的需求，這時，就會出現「路易斯拐點」。當「路易斯拐點」現象出現，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陶冬分析，就業市場改變，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黃金時代，已經開始褪色，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成長模式，差不多走到盡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也認為，雖然路易斯拐點出現的確切時機還無法確定，然而中國勞動力已經不再如前幾年「無限供給」，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工資節節高升、原本「便宜」的勞動力不再便宜，就預言著中國長久以來享受的「人口紅利」，已經步入尾聲。更重要的是，中國長達七、八年的通縮時期，已經徹底結束。

從「世界工廠」角色，轉型成為「世界市場」，六大改變即將發生

陶冬說，從國際角度上來看，製造業模式可能會面臨一次全面性的調整，而過去十年全球的低通貨膨脹，也會遇到衝擊。

而從投資角度來看，路易斯拐點意味著什麼？根據過往經驗，陶冬大膽估計，六大改變將伴隨而來。

第一、從過往新興國家的經驗，路易斯拐點之後，最低工資無一例外的，會出現一次持續性的飛漲，且低端消費市場迅速擴張，這種情形肯定會在中國出現。

第二、工資上漲將常態化，帶來通貨膨脹結構性上揚。而且這一輪通貨膨脹之後，ＣＰＩ（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回檔估計有限，因此中度的通貨膨脹會持續存在，估計未來十年，通貨膨脹指數將維持在四％到五％之間，並進而引發全球性通膨。

第三、工資增加，使得住房需求和家居改善的需求增加。陶冬認為，除了對房地產需求提高外，因為蓋房子衍生出來的建材供應商、原料供應商，甚至是家具供應商的受益程度，會比房地產與土地開發商來得大。

第四、工資提高，各工廠為降低成本，生產線的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會明顯提高，設備業會因此受惠。更重要的是，在工廠往內地遷移時，不只是簡單的地理上的轉移，也將伴隨資本投入的增加。

第五、在中國投資的外資，因為工資改變，投資結構也出現變化。對成本敏感的製造商的投資比重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主攻中國內需的海外品牌、服務業，會大量的流入中國。

陶冬舉例，來自海外的福斯和豐田汽車，已經在中國賣出比本土市場更多的汽車，這個現象，代表著龐大消費實力的集結。「這是第一個五億消費大軍造成的結果，下一個五億消費群體，如今正在成型」。

第六、製造產業鏈將重新洗牌。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的生產供應鏈，會因為工資成本提高而逐步瓦解，甚至出走。中國不再是製造業龍頭，這些出走的外資，甚至是中資企業，將成為其他工資成本較低的新興國家搶奪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