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第十二章 〈合併〉--後繼者

註：這是杰西‧格‧魯茨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的第十二章的末段內容，主要講述的是在1952年以後，中國大陸以外的教會大學的發展，著重在介紹香港的中文大學（崇基書院）以及台灣的東海大學。

作者寫作此書時，約當1970年前後，當時東海的校長是吳德耀先生，作者在序言中也表示感謝吳德耀校長提供了他許多資料。

後繼者

然而， 如果說中國教會大學就此後繼無人了，那是不確切的。大陸之外，在小範圍內仍有人繼續努力開辦教會大學。在1948～1952年間離開中國大陸的西方教育工作者同行的還有獻身於教會教育的中國學者。這些人與西方支持者一起設法協助流亡的師生繼續展開教會大學的工作。下面有一些例子可以說明繼續開展的程度。

1951年一批流亡教員從聯合董事會獲得兩萬美元的撥款，足以在香港的商業區開設學校。該校取名為崇基書院，招收流亡的和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國學生。在前教會大學的教職員諸如曾於1937至1948年擔任嶺南大學校長的李應林的指導下，並在以往與中國教會大學有關係的差會的支持下，崇基書院在新界取得一塊地基。與此同時，在香港也成立幾所專為招收中國學生的高等學校，這些學校學生人數很少，收入甚微，程度也低。其中有香港聯合書院和新亞書院。60年代初，香港政府考慮建立一所中文大學以補充香港的英語大學。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建議由它們聯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從此，它們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並有可能擴大與改進教育計畫，因而具有1100名學生的中文大學成立了。實際上直到在崇基原址附近的房屋建成以後，三所書院才真正聯合在一個校園裡，這時已經是1966～1967年了。儘管三校已經聯合，且得到政府的資助，還擬定了有關的規定，崇基和新亞這兩所書院仍希望繼續保持教會學校的身份。崇基繼續接受聯合董事會的資助和派遣的教職員。

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在對崇基表示樂意贊助的同時，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一些教會大學也給予援助，諸如錫里曼大學和菲律賓的教會大學，印尼的薩亞‧蛙渣那，朝鮮的約瑟大學。1955年，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改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以表示它關心的地區擴大了。其他歷來與中國教會大學有關的組織在聯合董事會擴大時也參加了這個組織，駐華醫社協助約瑟大學建立醫學院以及亞洲普林斯頓、中國耶魯、歐柏林山西紀念委員會，還有其他組織給予聯合董事會有關係的學校派人或捐贈建設基金。

中國教會大學的教職員和校友在台灣建立了幾所大學。輔仁大學恢復了。1951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流亡到台灣的師生在監理會支持下，在台北開辦了東吳法學院。這個法學院是五年制，授予法學士學位，以後又增加了文學院和商學院，由以前在大陸的東吳大學擔任校長的石兆允領導，恢復東吳大學的校名。1966年該校參加聯合董事會。

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是為繼續開展中國教會大學的事業而有意識的建立起來的。崇基與東海都有大陸教會大學的特色。早在1952年，台灣的教會領袖已經要求西方的教會領袖參與建立一所新的教會大學，1953年組成董事會，第二年前福建協和大學的陳校長（陳錫恩）到達台灣，指導學校制定詳盡的計畫。1955年9月東海大學開學，有200名學生，預計今後規劃發展到800-1000人。

針對在大陸取得的經驗，崇基和東海的創辦者希望特別強調這兩所學校的基督教辦學目的和基督教氣氛。宗教活動和宗教課程雖然是自願的，但是在師生中的基督徒必須占相當高的比例，並且通過鼓勵校內社團活動以求達到宗教方面的目的。有人論證如果東海承認自己在台灣的高等教育領域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這樣的事實，換言之，如果學校限制招生規模和課程門類的計畫，基督教的特點就可以保留。在崇基和東海開辦的頭幾年中，比起30年代和40年代的許多教會大學，這兩所大學師生中的基督徒比例確實是較高的。很多教職員都是教會大學畢業的。

然而。在建立後的十年內，教育的目標與學校的基督教目的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基督教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能否和諧共處的老問題又提出來。例如，崇基有一些支持者，在崇基成為政府資助的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份之後，對基督教的氣氛和目的能否保持沒有把握，因而對崇基地位的改變並不積極支持，雖然政府的幫助能夠提高其教育水平。在台灣，基督教在某些方面令人聯想到反共主義，以及對經濟與社會問題的保守態度。對許多大學生來說，這並不能使他們對基督教產生興趣。而且對基督教思想的保守解釋是與官方支持的復活中國的傳統思想的企圖相衝突的。基督教獨特的方面需要保存到何種程度，基督教和儒家在倫理與真理相似之處與共性方面需要強調到何種程度，這些已成為引起爭論的問題。信奉自由基督教的人往往是被攻擊的對象。

在中國教會大學的許多特色中，主要的有強調一般性文科大學的教學計畫，重視校內社團活動，以及重視學校人事的組成情況。雖然台灣高等學校中出現對立的趨向，東海大學還是故意保留這些特色並已取得相當的成功。公立的學院和大學都鼓勵學生及早走向專業化，而東海卻強調學好文科課程，作為主修學科所必須具備的基礎，也是取得學士學位的先決條件。反對者不乏其人，學生們抱怨說與受過較多的專業訓練的學生競爭時，他們處於不利地位。由於台灣學生入大學，取得公職和獎學金都要通過政府考試，因此學生之間競爭激烈，學校不得不採取統一的教學計畫，某些學科的教員特別是理科抱怨文科課程削減了主修學科的課時（課程時間）。儘管有種種壓力，東海大學仍保留他的文科計畫，繼續加強基礎課的試驗，好在東海的畢業生在考試中一般都取得好成績，這給東海很大的鼓勵。

（影按：這裡的文科課程應該指的創校初期推動的「博雅教育」）

東海大學選擇距離台中市五英里的小山做為校址，這樣的選擇被認為非常合適，有幾點原因：在校內能夠看到東部的山巒，景色優美；其次，這塊土地是台中市贈送的，但最主要的也許是這個地方與外界幾乎隔絕，有助於形成生氣勃勃，組織嚴密的學校生活。學校特別重視為師生提供住校的種種安排，所有教職員和學生都要求住校，教員不准在外兼職。學校鼓勵社團組織。鼓勵師生經常舉行不拘禮節的社交集會。學校領導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制訂學生勞動的計畫。根據這一計畫，每個學生都要在頭兩個學年每週要義務勞動四小時。勞動計畫的目的是要克服傳統的對體力勞動的憎惡感，『樹立責任感，合作精神和忠於學校的感情』。雖然許多人把東海大學重視校內集體看做是它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也有人批評，其中有些批評是老生常談。據說，東海大學的生活是與台灣的生活隔絕的，學生脫離他們的傳統與環境。該大學收入的大部份用於建造一個美麗的校園，特別是建築許多教職員住宅和學生宿舍，有些中西方人士懷疑這是否是對有限的資金最明智的使用法。

東海和崇基都繼承了中國教會大學的傳統，是因為兩所大學都有一支國際性的教職員隊伍，主要包括中國人、美國人、加拿大和少數的英國人。事實上，在頭十年內有相當數量的人員是留用的。來自於中國教會大學的人在新學校的創建、管理和教學方面發揮了傑出的作用。雖然聯合董事會通過財政援助，對學校有一定的影響，但總的趨勢仍是由中國人控制。（過去）中國教會大學在醫學和女子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學校依然如此，但是朝鮮的約瑟大學卻成為由教會主辦的主要醫藥中心而不是東海或崇基了。東海和崇基兩校女生都占學生總數的1/3以上。和在1949年一樣，教會大學的學生一般來自一些富裕家庭和商業家庭或文職人員家庭。

台灣和香港在辦學方面的努力比起在大陸的前十三所教會大學的限制要嚴格的多，而且新大學不能為大多數中國人服務，但是瞭解大陸教會學校的人是不大會反對給新大學以中國教會大學的繼承者這一稱號的。但是在大陸經驗的基礎上想要在學術上有所創見有所發展卻比創辦人在50年代所預料的要困難得多。東海和崇基無論在優點還是在缺點方面都繼承了前十三教會大學的許多傳統作法。

---《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杰西‧格‧魯茨，454～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