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的經過

秦政德的個人經歷

「文大美術系事件」的主角之一的秦政德本身是華岡藝校畢業，華岡藝校的老師有很多是文大美術系的教授在任教，秦政德是美術科的第一屆，而且還是以參加聯考的方式，應屆考上文化大學美術系。在師長的心中，秦政德是個十分優秀的學生。

在大學二年級時，秦政德因為感覺到當時的「美術聯招」制度對學生創作力的扼殺，因此和同學製作了傳單到考場現場散發。次年的美術聯招考場上他又繼續到考場上散發傳單，只是參與散發傳單的人又多了三個同學。這些人後來成為「藝術法西斯」畫會的成員。

關於「藝術法西斯」畫會，原先只是秦政德和幾個朋友在大二時組成的讀書會。取名為「藝術法西斯」是對當時的文化風氣的一種反諷。一開始時也曾經認真的閱讀了一些美學著作，不過就像很多大學生的讀書會一樣，到最後也變成固定性的聊天、討論聚會的活動。而後因為都是美術系學生的緣故，就從讀書會轉成為畫會。

至於秦政德和「草山學會」的聯繫，則是在他大二時參加了由「草山學會」所舉辦的「學術生活營」，由此認識了不少草山學會的學運幹部。不過在發生「文大美術系事件」前，秦政德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課業還有「藝術法西斯」畫會上，對學生運動參與不多。「藝術法西斯」和「草山學會」之間，除了個人的人際關係連結外，彼此間沒有什麼互動，一直到「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這兩個團體才有緊密的合作。

從自力救濟到靜坐罷課

「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導火線是前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在系上的行事作風。根據「文大美術系事件」時的學生文宣，指出許坤成在國立藝專任教時，就曾經在教授素描課時，因教學上的諸多問題，被藝專學生連署要求系上予以解聘。經系上瞭解後接受學生要求，解聘許坤成。

在被藝專解聘後不久，許坤成成為文化美術系系主任，緊接著數位美術系上廣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相繼離職。根據秦政德的說法，許坤成在擔任美術系系主任期間，美術系呈現著一個十分高壓的氣氛。學生如果不和系主任打好關係，即使作品再優秀，也有可能被當掉。在1991年間，因為許坤成對學生成績評分不合理，曾有數名學生帶頭連署致函董事長，要求許坤成下台未果，帶頭連署的學生紛紛遭到延畢或退學的命運。這次的事件雖然不成功，但卻為後來的「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埋下伏筆。

1994年2月，已經大四的秦政德接到成績單，因為成績不及格遭退學。在成績單上，秦政德的三門油畫以及一門水彩課都只有50幾分，而其他科目都在90分以上。三門油畫課的老師分別是：許坤成、吳光閭、李錫佳，水彩課的老師是林金標。除許坤成外，其他的老師都是許坤成的門生。秦政德向學校申請成績複查，但許坤成仍堅持原先的評分，並在成績複查單備註欄上表示：「該生學習態度不佳，油畫水平太低」

這樣的結果對「藝術法西斯」的成員造成很大的衝擊，一方面美術系的畢業聯展通常都是在半年、一年前就已借好場地，當時已經在準備在社教館舉辦的「藝術法西斯」聯展。這個突然的消息，無異於讓學生過去半年的努力付諸流水。但更讓「藝術法西斯」成員擔心的是，走了秦政德，誰會是下一個被開刀的對象？

「藝術法西斯」原先是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在3月9日及3月22日分別製作兩份匿名文宣在校內散發，指責美術系系主任許坤成罔顧學生權益，欺上瞞下，強姦藝術創作：「我們除了認真的在美術領域上發展自己獨立思想與創作能力，更要學習拍系主任馬屁，免於被『二一』的恐懼，我們覺得痛苦而無奈。」

這種個別、自力救濟式的抗議，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效果。在徬徨之際，秦政德和草山學會的幹部連繫上，並和當時的文化學生會會長陳長偉見面，陳長偉聽完秦政德的敘述後，首先確認文化美術系排課時，關於「必選修」課程的設計非常有問題，接著又安排「大學報」的記者來訪問、報導這個事件。緊接著自立晚報也報導了這個消息。尤其「藝術法西斯」於社教館舉辦的聯展的閉幕活動上，以標語和行動劇的方式抗議系上扼殺創作自由。這種走在藝術表演和抗議活動邊緣的行動，更是引起媒體注意，自此秦政德被退學事件，從個人的困境逐漸變成公共的議題。

為了搶救秦政德，抗議許坤成扼殺創作自由，草山學會以及美術系系學會共同發起「抗議藝術暴力、救救藝術孤兒」活動。以靜坐、懸掛大型布條、論流演講、行動劇等方式，持續在大義館前表達不滿，要求文大校方秉公處理。在大義館前聚集的學生從150人到500多名不等。一些行動還表現出美術系學生獨特的創意，甚例如準備了上書「師長嘉言錄」的白布條，以及播放許坤成上課時的錄音帶，內容包括「李總統送我一套高爾夫球桿，叫我多練習以後陪他打球」、「我背後的靠山比你們還硬」等。

除此之外，超長型的從大義館垂下的四、五層樓高的手寫布條。由曾出過POP教學專書的美術系學生來寫海報、做布條、寫看板，那種標準的手寫書法、圓體海報字，可能都是台灣學運有史以來最高水準。學生還上山砍竹子，製作八公尺長的抗議布條，於遊行時在校內揮舞。這些創意都讓學運幹部和現場參與者眼睛一亮。

文大美術系學生持續的抗議行動，自然會引起學校的注目。事實上，這也是學生原來的目的。學生們原本期待校方可以秉公處理美術系問題，沒想到校方竟然花了幾十萬的公帑在中國時報買下半版廣告，這個名為「中國文化大學對媒體報導美術系抗議學生罷課事件之聲明」完全偏袒系方，這個舉動讓毫無學運經驗，且向來各自為政的美術系學生感到徹底失望，也因此把運動推向更加的基進化。罷課從原先只是靜坐時學生的提議討論，變成了正式的行動。於是在4月28日時，在大義廣場正式宣告罷課。

第一天的罷課行動，共計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美術系學生參加，並把靜坐的大義館廣場設計為「藝術大學」。學生除了發表一份「罷課聲明」外，並以一份「土匪、文大、千島湖」的傳單指責文大校方處理的方式和中共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立委廖永來、翁金珠等人，也在教育部高教司主管科長林啟峰陪同下，前往罷課現場表示關切。同時結合民意代表與立委謝長廷等人在廣場上舉行公聽會。

罷課的行動引起了校方的關注，文大的校長、訓導長、教務長等師長都前往罷課現場表示關切，並曾主動召開協調會、溝通會。但是由於之前校方大幅刊登廣告回應、抨擊學生行動的作法，嚴重的刺激了學生。學生因此要求校方必須公開道歉，撤銷28日在媒體上發表的「不實聲明」，雙方才有對談的可能。學生和校方因此陷入僵局，抗爭行動也就一直不斷延續。

「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

在整個「文大美術系抗議事件」最受到注意的就是「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但是和決定罷課一樣，成立「小草藝術學院」這個極負創意與批判力的行動，也是來自於對行政單位冷漠、官僚的態度的反彈。

由於校方一直未正面回應參與罷課學生的意見，因此在5月4日時，學生集體到教育部陳情，希望教育部能秉持主管機關的立場，對秦政德被退學，許坤成濫權一事介入處理。不過教育部的態度十分封閉，由於害怕學生入內後採取激烈行動，當天不但大門深鎖，還調派鎮暴警察前來維持秩序。在學生於雨中靜坐六小時候後，只肯派高教司副司長楊椿榮隔著鐵門與學生溝通協調。在這一片淒風苦雨的氣氛中，有人不知不覺的唱起了80年代的民歌--「小草」：

大風起，把頭搖一搖

風停了，就挺直腰

大雨來，彎著背，讓雨澆

雨停了，抬起頭，站直腳

不怕風，不怕雨，立志要長高

小草，實在是，並不小

這首歌描繪的意境，完全切合在場學生的心境與處境，引起現場的熱烈回應。「小草」的歌聲鼓舞了學生原本疲憊的心，準備明天繼續的抗爭。一名在場的學生留下了這樣的感想：

眼前教育部鐵門深鎖，門後林立三十多名武裝鎮暴警察。風雨中，那顆無助的心頓時雪上加霜，淚水、雨水早已分不出來了，『小草』這首歌謠從腦海中閃過。靜坐至晚間八點，我們登上專車準備離開時，透過車窗---我們看見近兩百位鎮暴警察自教育部側門走出，此時腦海中一片空白，不知是該哭呢？還是該笑呢？

（文化大學美術系學社，1995：56）

第二天，5月5日在大義廣場上抗議的學生宣佈成立「小草藝術學院」，取名「小草」的靈感正是來自前一天在教育部的處境。

「小草藝術學院」持續的邀請校外的藝術家、學者到廣場上演講，例如：邀請林惺嶽主講台灣美術史、楊子雲「中國書法在現代藝術的地位」…，同時也有學生進行集體創作，討論黃海鳴在媒體的讀者投書、音樂系學生聲援義演「弦樂四重奏」、舉行現場「人像速寫」活動等等。學生以自主、自我安排的學習課程，以突顯美術系獨斷的課程設計的荒謬。

另一方面，「小草藝術學院」也在廣場上舉行公聽會、發動全校連署、讓美術系學生集體來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到火車站前抗議，學生以白布覆身並擺上野百合，象徵著「創作自由已死」、寫陳情函給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希望能得到社會輿論更多的關注

關於「小草藝術學院」實際的運作過程，由於研究時間和資料限制，筆者沒有辦法進行詳盡的討論。但是從當時以及事後關於「文大美術系事件」的評論來看，「小草藝術學院」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實踐：

在這次事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這個原本只是由學運團體提供的抗爭策略，卻經由美術系同學有聲有色的運作，有了其主體意義。在「小草藝術學院」的身上是有多重意義的。在運動的範疇來講，它對外宣示與校方對立衝突的主體，增強在藝術社會上的正當性，對內以集體參與模式維持組織運作的認同感與有效性；「小草藝術學院」的課程與討論豐富美術系同學的學習領域，回歸了大學精神，使成員身歷其境的再次思考大學與大學生在社經結構的位置。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說「小草」的成立是正面的，而小草下一個階段脫離短兵相接的抗爭，其意義當有某種轉變，而我們當然希望他能秉持反叛的傳統，不斷思索美術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可能，成為台灣文化生態中的一股清流。

（李重志，1994：30）

為什麼長期的罷課會成功？

「文大美術系事件」34天成功的罷課行動，創下許多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到目前為止仍可以說得上是空前絕後的紀錄。「罷課」這個策略雖然從三月學運以來，就經常有人提出，但是真正付諸實踐甚至是獲得成功的少之又少。那麼究竟為什麼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可以創造出這樣的紀錄？

1.學生與校友的支持

在一般的印象裡面，藝術創作者多半是非常個人主義而缺乏組織性的，秦政德以自己在美術系的經驗，形容美術系學生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各自為政」、「同學四年講不到超過十句話」，這基本其實是非常不利於群眾運動的。然而，秦政德被退學在當時的文大美術系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從許坤成擔任美術系系主任之後，整個扭曲的創作教學環境的反映。

在接受筆者訪問時，秦政德認為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引爆點，這個火花引燃的事長年以來美術系學生、校友對於許坤成以及系上學術環境的不滿：

我其實是個引爆點，我一被退學，那時候開始靜坐就整個爆發出來了！把過去幾年來那種，很高壓的（氣氛），反而爆炸力量更大。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猶豫，剛開始是我們不怕死的幾個，到後來最多最多全系大概有兩百多個…，而且我們還是美術系喔！我們美術系向來是那種各自為政的。那這個就是我講的，那個壓制的力量太強（造成的反效果）…。

（訪問記錄，2007/11/23）

對美術系的學生來說，秦政德被退學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他們長期忍受的學習環境氣氛下的產物，因此使得秦政德的行動很快的獲得系上其他同學的共鳴。

除此之外，1991年時那場失敗的連署行動，非常弔詭的，促成了1994年「文大美術系」事件罷課的成功。秦政德和其同學在當年都是大一的學生，目睹了學長被打壓、退學的悲慘後果，使其行動的意志和決心更加堅定。美術系由於學習的傳承，所建立起來的學長姐和學弟妹的關係，也對這個事件的擴大有所影響。因為有不少在校生或是畢業生，其學長姐就曾因為在1991年參與連署被整肅。「藝術法西斯」畫會的一位成員，還在當年被退學的學長於南部開設的陶場實習，學習燒陶。受過不白之冤的學長姐自然不願看到同樣的事情再次重演，同時也積極鼓勵學弟妹參與抗議行動，這是後來「文大美術系事件」之所以能取得校友支持的原因之一。

透過校友在藝術界的關係，「文大美術系」事件也取得了藝術界的支持，許坤成回應抗議的美術系學生意見的公開信發表後，立即有藝術家黃海鳴在報紙上為文回應。到了罷課後期，因為經費不足，還有人發起義賣以支持抗議行動繼續下去。

然而，我們也必須同時注意到，這整個校友、學生、乃至藝術界的聲援，其實都圍繞著對於秦政德個人待遇的同情，以及對於許坤成的憤怒而集結起來。這也使得聲勢浩大的運動，在成功讓秦政德復學後，到後來越來越集中於「打倒許坤成」這個單一目標上，而對整個運動後來的發展產生限制。

2.行政單位的反應刺激

另一方面，文化校方對於學生運動的過度反應，也是促成衝突激化的原因之一。不論是大學報、自立晚報或是後來中時、聯合的報導，篇幅其實都非常小。但是做為私立學校的文化大學對於媒體的訊息十分敏感，認為這些報導嚴重的損壞校譽。因此對於學生的行動採取極不寬容的行動，甚至在後來還花錢在中時買廣告回應學生以及輿論對美術系系方的質疑，此舉後來刺激了學生，使得原本單純的學生自力救濟，走向大規模的集體罷課。

我們美術系，你不要說是怎麼樣，我可能跟我同學喔！同班同學四年講不超過十句話，美術系就是這樣呀，都各自為政，那住的地方都是單獨的，更不用說跟學弟妹根本不認識，其實不要說（文化）美術系，別的學校也都是這樣，所以其實我們很訝異說，都是學校讓我們團結起來的。

（訪問記錄，2007/11/23）

學生在行動之初也瞭解文大校方這種怕事的心態，因此原先設定是要讓許坤成和秦政德一起同歸於盡。但是文大董事對於許坤成的固執力挺，對上了美術系學生、校友長久以來對許坤成個人的不信任，這使得兩方的衝突更行擴大：

之前我們學校蠻怕事情的，只要媒體一有風吹草動，什麼立報啊！自立早報啊！這種一小格的篇幅，哇！那學校就跳腳，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學校很怕事情，那我們都鬧到那麼大了，系主任一定會被砍頭，但是我這種人（挽回）的希望很渺茫，結果到後來反而是系主任拉不下來，就是因為系主任拉不下來，所以才會拖了34天。不然其實這個事情其實可以，坦白講，這牽扯到學校處理不好，不然的話可能三、兩天就解決了！但是就拖了34天，其實就是校方的關係。校方的關係就牽扯到董事長，其實我覺得校方很多人都覺得這種事情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可是就牽扯到我們的董事長，我們的董事長很固執的…。

（訪問記錄，2007/11/23）

文大校方對於參與抗議、罷課的學生不信任，以及對於失職、濫權的許坤成的力挺，其間的反差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到了罷課的後期，文大董事長張鏡湖還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美術系的抗議事件是有心人策動的學潮：

這是學潮，學生的作法和當年大陸上共產黨搞學潮沒有兩樣，學校不能妥協，學生一切行為都要依法處理，不然以後學生用罷課搞走校長怎麼辦？

而且校方得到資訊，學生要策動罷課好幾個月，是有組織、計畫的行動，罷課學生連台獨人士史明都找來演講

在這種情況下，做為行政指導機關的教育部是最有可能出來化解僵局的單位，不過在學生罷課初期，教育部對於學生的態度卻是相當恐懼而保守的。5月4日，學生到教育部前請願在大雨中吃到教育部的閉門羹就是一例，此舉還促成了「小草藝術學院」的誕生。在校方、教育部都得不到正面回應，又擔心運動無疾而終後會遭到許坤成與校方的報復，（這在1991年連署失敗事件有跡可尋），整個運動的形勢自然就不斷高張。

一直到後來，由於立委的壓力，加上不願看到事態擴大，因此教育部高教司主動派員上山瞭解情況，並和文大校方以及學生進行對話。事實證明，當教育部介入斡旋，做出了讓秦政德復學，撤換許坤成（雖然是明降暗升）的決定後，學生的罷課行動就立刻停止。以致於還有學運幹部抱怨整個運動竟從反體制，變成向體制屈服，接受體制的處置，令人扼腕。但是這也證明了張鏡湖所謂學生背後有有心人幕後策動，計畫罷課好幾個月的說法，根本是一派胡言。「文大美術系事件」之所以能夠罷課長達34天，除了美術系學生、校友、家長乃至藝術界人士的支持外，文大校方固執、猜疑、保守的態度也要負很大責任。

3.行動組織的分工合作

在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中，文大美術系系學會、學生、校友以及學運社團「草山學會」，彼此間產生緊密的聯繫。美術系的畢業校友在整個過程中，尤其扮演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質的支援者的角色，他們的介入也對校方和美術系系方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美術系校友和學生，以自己過去的學經歷，創造出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抗議形式，同時透過人際網絡爭取外界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被秦政德視為扮演「軍師」、「顧問」的角色的「草山學會」，在充分的尊重美術系學生的前提下，提供了許多計數和行動上的支援。當時曾與「文大美術系事件」的草山學會幹部顧家銘，總結了在事件過程中，「草山學會」所提供的支援：

我覺得我們提供三個很重要的東西，第一個是勇氣，如果沒有我們這樣一票幹部在，所有運動的發起，對他們來講，校園、黨國、教授都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個是技術，我覺得技術跟勇氣講起來，也是一而二，二而一，正是因為我們提供了應對的技術，所以他們才有勇氣、被鼓舞、告訴他們群眾運動可以怎麼做、可以穩定人的情緒、怎樣去說服、怎麼樣讓更多人來參加，很多東西就是你成功了一部份，妳就增加了自信。那個勇氣是用你的技術支援去達成的，不是在旁邊拍手鼓勵，而是讓他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被他們完成，比如說：布條該寫什麼主軸？明天該做什麼運動？要在哪裡靜坐？不是我們主導，而是我們不斷的參與討論，把這種Know how（散布出去）。

這牽涉到第三個資源—思考的高度，他們不知道在對抗的是什麼？他們以為他們對抗的是許坤成，他們以為他們對抗的是一個人，不管是拉下許坤成還是秦政德復學，對他們來講只要讓許坤成上面的那個人他點頭了就可以了！但事實上事情沒有那麼單純！！校長或者是院長，我為什麼要挺你？那校長或者是院長他們怕什麼？你怎麼樣對校長或是董事長施加壓力？今天他坐上這個位子，花了多久的時間經營他的關係，他培養多少他的黨羽？那麼，所謂思考的高度就是說，你要把你的抗爭拉到什麼樣的高度，才會產生效應？比如說，去教育部，要不是我們介入這件事情，他們也不會想到去教育部，但是事實上去教育部才會給文化校方壓力呀！

（訪問記錄，2007/11/30）

教育部的介入與秋後算帳的抗爭

長期的罷課形成的輿論加上立委等民意代表的壓力，使得教育部的態度轉而趨向積極。在5月12日時派遣高教司司長楊國賜到文化大學進行協調。雖然在前一天的公聽會上，文大校長還表示秦政德退學處分不會改變。但是透過教育部的居中協調，經由技術上的處理，5月13日文大校方就通過了秦政德復學案。

不過對於學生強烈要求「許坤成下台」的訴求，文大校方仍是不願予以回應，這使得學生繼續採取罷課行動，並採取更激烈的行動。5月17日，四位美術系學生開始進行絕食抗議，抗議學生開始夜宿校長室門口。但是文大校方的態度還是沒有轉變，這使得學生在在5月25日，美術系罷課「滿月」之際，宣布發動學生接管美術系系辦公室。

緊接著教育部派遣常務次長黃鎮台上山協調處理，經過多次的討論，黃鎮台和學生在沒有具體承諾，但有默契的情況下達成溝通。雖然文大校方矢口否認會將許坤成撤職，不過居間協調的立委葉憲修提前對媒體和學生發佈了這個消息。於是在5月28日罷課行動宣布停止。

雖然因為教育部介入，使得長達34天的罷課行動在6月宣告落幕，然而文大校方對參與事件學生的處分（所謂「秋後算帳」！）卻不曾停歇。10月時，文大訓育委員會決定：美術系學生林靜怡、中文系學生學薛淑麗因「言行不當，侮辱師長」勒令退學，使得學生發起校園公投進行反制。最後雖然在學生以及教育部的壓力下，退學處分改成「留校察看」，但是而參與行動的學生社團「草山學會」的幹部也分別遭到大小過不等的處分，並要面對校方隨時找理由欲將其退學的壓力

從應對的態度上來看，教育部的學習遠比文大校方來得快。在5月4日時派駐大批警力，將學生阻隔於鐵門外的教育部。在參與抗議學生因遭學校處分而前往教育部陳情時，卻只由教育部編制內的九名警衛負責安全維護工作，並主動打開鐵門和學生進行溝通。

1996年，由於已遭「兩大過兩小過兩警告」處分的學生會長林志鴻，遭文大校方以細故記警告一支欲將其三大過退學。北部跨校學運團體「四校例會」[1]串連中部東海、中興的學生社團組成「世紀末賭爛聯盟」，於5月15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在高教司介入下，文大校方重新討論對林志鴻的退學處分，林志鴻最後順利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