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03 11:44:37解影
第十二章 結論(上)--對台灣學運論述的反省
第十二章 結論
大肚深似海，水清可見底
大肚山不是臥龍崗，黃袍在故宮
我們要好好的學挖地，要深深的挖下去
好讓根群能紮實，從現在就要學挖地
你是臭皮匠，我是臭皮匠
我們都是臭皮匠，要團結幹下去
---楊逵，〈愚公移山〉
本論文緒論中即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想透過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經驗，和台灣主流的學運論述對話。卡維波等人曾指出，晚近台灣的學運論述幾乎不約而同地將台灣學運史終結於野百合前後的1991年，然後跳接到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間十餘年的台灣社會政治整體的真正狂飆卻只留下學運的空白紀錄 。
關於這種學運論述的「選擇性失憶」產生的原因，還有待有心的研究者予以發掘。但筆者認為以「三月學運」和「中正廟」為中心的學運視角，忽略了「三月學運」（或說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內部的多樣性，也忽略了90年代不同性質的學生團體，在校園內推展運動時所面對的挑戰。這種視角使得台灣學運的內容只剩下對於國家民族的愛戀情仇，也無法充分解釋「三月學運」之後，後續在中正廟前進行的學生運動所遭遇到的侷限。
筆者在本論文中，將研究焦點放在從1987--2005年間在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校園內所發生的一系列以「校園空間」為主題的學生運動，本文將其定名為「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並嘗試將其放置在個整體社會結構變遷與長時期的歷史分析架構中檢視。本文認為這個肇始於1987年間的學生運動，雖然和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有相關，但和1980年代之前的東海校園歷史仍有著幽微而緊密的聯繫。特別是東海大學在1970年前後，由於內外環境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討論，建立起東海大學校園文化中對校園的「共同體想像」、以校園景觀問題為核心的公共論述、學生的批判行動傳統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形塑了1987年後持續發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面貌。
另一方面將東海大學校內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放在整體社會結構中來檢視，本文認為東海校園的空間問題，並非單獨東海大學的特定問題，而是和戰後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扭曲的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模式，以及大學校園內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校園民主」與公共領域結構有著密切的關連。這些結構性的矛盾，在東海大學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則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被表現出來。
而且仔細檢視1987-2005年間的東海校園運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在「野百合」到「孤挺花」之間，台灣的學運並沒有中斷，也沒有空白，同時隨著內外在環境變化，學生運動團體不斷地要解決各種新的挑戰，也由此展現出豐富而多樣的運動、組織形式。
在1987--1989的「東潮時期」，由於威權政治對大學校園的控制，這時期的運動主要是以地下的秘密行動團體的形式，以爭取言論自由、設立學生會等民主化、自由化的主張為核心，衝撞威權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由於東海校園歷史的影響，關於校園景觀的變更、重大校內公共建設的進行，成為當時抗議的主題之一。東海大學校方則在內外環境的壓力下，主動進行各種校園民主制度的改革，例如建立公聽會、說明會制度、協助成立學生會等等。隨著校園民主空間的開放，學生運動團體轉變成地上化的正式學生社團，並產生組織、議題、路線上的分化。
在1990--1994的「相思林時期」，由於1990年「相思林事件」的發生，使東海的學生運動產生一個非常獨特的性質---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並由這段期間的運動所強化。當然如同本文第一篇所述，這種運動模式並非完全是由於「相思林時期」的運動所創造，而是奠基在東海自1970年來的歷史與校園文化之上的。「相思林事件」以及其後的運動，不過是把原有的「共同體想像」、「校園景觀認同感」，予以擴充、接合上社會運動的批判論述。但是整個爭取、保衛相思林的過程，也構成了有非常大的情感與力量的歷史記憶，這使得「相思林」成為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召喚東海人投入一波波的校園空間運動。
「 相思林時期」創造了東海學生運動的獨特性質，但緊接著在1994--1999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則凸顯了學生運動在「三月學運」後，於校園內所面臨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於前一個階段爭取自由化、民主化的努力後，校園內各種多元、自主性的聲音的出現。這些聲音可能是非參與過「三月學運」的學生運動組織（例如：性別運動）、個別而偶然的抗議事件的參與者，也有質疑或挑戰學運團體主張的學生群體。東海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不能以對待國家機器、校園控制體系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群眾，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學生會等既有的校園民主機制，由於制度設計與實踐上的侷限日益顯現，也無法在實質上統合、領導學生的聲音。為了重新建立學運的「主體性」，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各種新的策略和論述一一被嘗試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校園景觀論述」的重構，這同時和東海校方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壓力下，積極建立東海的壟斷地租優勢，以及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有相互關連。
因而從1999年「118事件」到現在的「後118時期」，由於開始有大量專業系師生加入結盟，以及東海校方大幅改革校園規劃制度，這個階段的運動有較過去更多的「專業遊說」、「制度性參與」的層面。但學生的基進行動仍引起了校方使用近乎威權政治時代的管理手段進行壓制。而長久歷史累積形成的校園景觀論述與文化符碼，成了連結分散而流動的校園力量的重要象徵。而在「全球化」趨勢推動下興建的中部科學園區，使得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從「解決內部矛盾」逐漸轉向「聯合對抗外敵」，並開始有跳出校園圍牆和校外社區結盟、對話的可能。
從本論文中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分析中，筆者認為可以和台灣對於學生運動、公共領域以及西方學者曼威‧柯司特對於「認同轉化」的討論，有一些對話和補充之處。
為何「三月學運」不再重現？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說明了台灣的學生運動不只存在於台北中正廟的廣場，它們在規模上或許比不上1990年的「三月學運」，但更接近真實的校園情境。台灣學運的可能與限制必須在這些實踐中去找尋。
「學生，做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群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出現的社會屬性。」 由於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需要大量受過一定的文化知識、勞動紀律和專業技能訓練的勞動力，並灌輸具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型態，以確保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兩個因素使得以普遍化、技能化和社會化為特徵的現代教育體系誕生，從而產生出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學生群體。
法國六八學運領導者之一的龔本第 (Daniel Cohn-Bendit）認為，現代大學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必須大量生產資本主義需要的勞動力，使得教育實踐越來服從於工業上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大學又被當成是社會精神價值的廟堂和永久的儲存所。由於現代的大學生夾在這兩重矛盾之中，同時又是社會中少數比較不用為自己的經濟生活擔心，擁有較多個人自由的群體，龔本第期望學生運動會由大學校園內的抗議運動出發，變成足以改變社會的革命力量。（Daniel Cohn-Bendit ，1987：172--179）
但在經過1949「四‧六事件」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撲殺之後，台灣的大學校園卻日漸疏離，甚至落後於整個台灣社會。鄧丕雲明確指出，80年代末期的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及於校園，社會的開放沒有同時帶來校園的開放。台灣的學生是在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鼓舞後，才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校園抗議行動。台灣的學生並沒有負擔起龔本第等人所期望的，做為社會革命的引爆劑的角色，而是急急地在追趕整個社會前進的步伐，或者更常見的，封閉在校園的圍牆內，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無動於衷。
因此鄧丕雲會界定三月學運的性質為「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其實是很合宜的。在學生意識和行動遠遠落後於社會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成為表達整個社會對推進民主改革、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的期望的工具，而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訴求，以影響台灣社會前進的方向。學生在中正廟的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而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實質力量。是一個因著學生缺乏特定社會屬性，而表現出超然於現實利益鬥爭，代表純粹的理想與道德的符號。
這種以學生的道德形象優勢為立足點的運動，其最好的情況乃是80年代末期部份學運團體所提出的想像--讓學運成為各個社運團體之間的「接合劑」。但從90年代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經驗來看，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還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之外，提昇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同時不只是一般學生，甚至是學運團體之間，都不見得能透過公共性的機制調解校園內部的矛盾，遑論去「接合」不同的社運團體。事實上從80年代末期以來，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經常是對學運團體的組訓功能遠超過組織底層人民抗爭的功能（鄧丕雲：260）。
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又缺乏「公共性」的台灣學生，一但置身於中正廟的廣場之上，由於缺乏足夠的能力，只能發動一場註定「被綁架的學運」 ，在這一點上1990年的野百合和2004年的孤挺花 並沒有任何的差別。一群學生靜坐在中正廟的廣場上，雖然可以滿足社會大眾與媒體的期待，然而對於整體台灣社會，甚至對於學生運動本身來說，只不過是重複演出歷史的肥皂劇而已。
即使無法主動引導社會變遷，1990年的三月學運起碼為台灣的學生運動掙得了正當性，讓學生運動在台灣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但如何充實強化學運的「主體性」，卻是三月學運以後，台灣學生運動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台灣社會媒體大眾或許會為「三月學運」的盛況不再重現而感到惋惜，但是從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離開三月，離開中正廟，面對真實的校園實踐場域的問題，恐怕才是學運的正途。與其去問何時能夠重現野百合，不如去問：台灣的學生運動還要在中正廟廣場上停留多久？
「
大肚深似海，水清可見底
大肚山不是臥龍崗，黃袍在故宮
我們要好好的學挖地，要深深的挖下去
好讓根群能紮實，從現在就要學挖地
你是臭皮匠，我是臭皮匠
我們都是臭皮匠，要團結幹下去
---楊逵，〈愚公移山〉
本論文緒論中即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想透過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經驗，和台灣主流的學運論述對話。卡維波等人曾指出，晚近台灣的學運論述幾乎不約而同地將台灣學運史終結於野百合前後的1991年，然後跳接到2004年的孤挺花學運，中間十餘年的台灣社會政治整體的真正狂飆卻只留下學運的空白紀錄 。
關於這種學運論述的「選擇性失憶」產生的原因，還有待有心的研究者予以發掘。但筆者認為以「三月學運」和「中正廟」為中心的學運視角，忽略了「三月學運」（或說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內部的多樣性，也忽略了90年代不同性質的學生團體，在校園內推展運動時所面對的挑戰。這種視角使得台灣學運的內容只剩下對於國家民族的愛戀情仇，也無法充分解釋「三月學運」之後，後續在中正廟前進行的學生運動所遭遇到的侷限。
筆者在本論文中，將研究焦點放在從1987--2005年間在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校園內所發生的一系列以「校園空間」為主題的學生運動，本文將其定名為「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並嘗試將其放置在個整體社會結構變遷與長時期的歷史分析架構中檢視。本文認為這個肇始於1987年間的學生運動，雖然和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有相關，但和1980年代之前的東海校園歷史仍有著幽微而緊密的聯繫。特別是東海大學在1970年前後，由於內外環境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討論，建立起東海大學校園文化中對校園的「共同體想像」、以校園景觀問題為核心的公共論述、學生的批判行動傳統等，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形塑了1987年後持續發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面貌。
另一方面將東海大學校內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問題，放在整體社會結構中來檢視，本文認為東海校園的空間問題，並非單獨東海大學的特定問題，而是和戰後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扭曲的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台中市都市空間發展模式，以及大學校園內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校園民主」與公共領域結構有著密切的關連。這些結構性的矛盾，在東海大學特殊的歷史情境下，則以校園空間問題的形式被表現出來。
而且仔細檢視1987-2005年間的東海校園運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在「野百合」到「孤挺花」之間，台灣的學運並沒有中斷，也沒有空白，同時隨著內外在環境變化，學生運動團體不斷地要解決各種新的挑戰，也由此展現出豐富而多樣的運動、組織形式。
在1987--1989的「東潮時期」，由於威權政治對大學校園的控制，這時期的運動主要是以地下的秘密行動團體的形式，以爭取言論自由、設立學生會等民主化、自由化的主張為核心，衝撞威權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由於東海校園歷史的影響，關於校園景觀的變更、重大校內公共建設的進行，成為當時抗議的主題之一。東海大學校方則在內外環境的壓力下，主動進行各種校園民主制度的改革，例如建立公聽會、說明會制度、協助成立學生會等等。隨著校園民主空間的開放，學生運動團體轉變成地上化的正式學生社團，並產生組織、議題、路線上的分化。
在1990--1994的「相思林時期」，由於1990年「相思林事件」的發生，使東海的學生運動產生一個非常獨特的性質---一個以大學空間意義與價值的討論、校園民主程序的建立為中心的運動模式，並由這段期間的運動所強化。當然如同本文第一篇所述，這種運動模式並非完全是由於「相思林時期」的運動所創造，而是奠基在東海自1970年來的歷史與校園文化之上的。「相思林事件」以及其後的運動，不過是把原有的「共同體想像」、「校園景觀認同感」，予以擴充、接合上社會運動的批判論述。但是整個爭取、保衛相思林的過程，也構成了有非常大的情感與力量的歷史記憶，這使得「相思林」成為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召喚東海人投入一波波的校園空間運動。
「 相思林時期」創造了東海學生運動的獨特性質，但緊接著在1994--1999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則凸顯了學生運動在「三月學運」後，於校園內所面臨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於前一個階段爭取自由化、民主化的努力後，校園內各種多元、自主性的聲音的出現。這些聲音可能是非參與過「三月學運」的學生運動組織（例如：性別運動）、個別而偶然的抗議事件的參與者，也有質疑或挑戰學運團體主張的學生群體。東海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不能以對待國家機器、校園控制體系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群眾，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學生會等既有的校園民主機制，由於制度設計與實踐上的侷限日益顯現，也無法在實質上統合、領導學生的聲音。為了重新建立學運的「主體性」，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各種新的策略和論述一一被嘗試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校園景觀論述」的重構，這同時和東海校方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壓力下，積極建立東海的壟斷地租優勢，以及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有相互關連。
因而從1999年「118事件」到現在的「後118時期」，由於開始有大量專業系師生加入結盟，以及東海校方大幅改革校園規劃制度，這個階段的運動有較過去更多的「專業遊說」、「制度性參與」的層面。但學生的基進行動仍引起了校方使用近乎威權政治時代的管理手段進行壓制。而長久歷史累積形成的校園景觀論述與文化符碼，成了連結分散而流動的校園力量的重要象徵。而在「全球化」趨勢推動下興建的中部科學園區，使得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從「解決內部矛盾」逐漸轉向「聯合對抗外敵」，並開始有跳出校園圍牆和校外社區結盟、對話的可能。
從本論文中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分析中，筆者認為可以和台灣對於學生運動、公共領域以及西方學者曼威‧柯司特對於「認同轉化」的討論，有一些對話和補充之處。
為何「三月學運」不再重現？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說明了台灣的學生運動不只存在於台北中正廟的廣場，它們在規模上或許比不上1990年的「三月學運」，但更接近真實的校園情境。台灣學運的可能與限制必須在這些實踐中去找尋。
「學生，做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群體，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才出現的社會屬性。」 由於現代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需要大量受過一定的文化知識、勞動紀律和專業技能訓練的勞動力，並灌輸具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型態，以確保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兩個因素使得以普遍化、技能化和社會化為特徵的現代教育體系誕生，從而產生出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學生群體。
法國六八學運領導者之一的龔本第 (Daniel Cohn-Bendit）認為，現代大學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必須大量生產資本主義需要的勞動力，使得教育實踐越來服從於工業上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大學又被當成是社會精神價值的廟堂和永久的儲存所。由於現代的大學生夾在這兩重矛盾之中，同時又是社會中少數比較不用為自己的經濟生活擔心，擁有較多個人自由的群體，龔本第期望學生運動會由大學校園內的抗議運動出發，變成足以改變社會的革命力量。（Daniel Cohn-Bendit ，1987：172--179）
但在經過1949「四‧六事件」與50年代的白色恐怖撲殺之後，台灣的大學校園卻日漸疏離，甚至落後於整個台灣社會。鄧丕雲明確指出，80年代末期的政治自由化政策並沒有及於校園，社會的開放沒有同時帶來校園的開放。台灣的學生是在受到外在社會環境變化的鼓舞後，才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校園抗議行動。台灣的學生並沒有負擔起龔本第等人所期望的，做為社會革命的引爆劑的角色，而是急急地在追趕整個社會前進的步伐，或者更常見的，封閉在校園的圍牆內，對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無動於衷。
因此鄧丕雲會界定三月學運的性質為「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請願運動」，其實是很合宜的。在學生意識和行動遠遠落後於社會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成為表達整個社會對推進民主改革、建立合理政治結構的期望的工具，而無法利用自己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訴求，以影響台灣社會前進的方向。學生在中正廟的廣場上發揮的是做為符號的功能，而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實質力量。是一個因著學生缺乏特定社會屬性，而表現出超然於現實利益鬥爭，代表純粹的理想與道德的符號。
這種以學生的道德形象優勢為立足點的運動，其最好的情況乃是80年代末期部份學運團體所提出的想像--讓學運成為各個社運團體之間的「接合劑」。但從90年代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經驗來看，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還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之外，提昇自己對周遭環境的認識。同時不只是一般學生，甚至是學運團體之間，都不見得能透過公共性的機制調解校園內部的矛盾，遑論去「接合」不同的社運團體。事實上從80年代末期以來，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經常是對學運團體的組訓功能遠超過組織底層人民抗爭的功能（鄧丕雲：260）。
沒有能力走出校園圍牆，又缺乏「公共性」的台灣學生，一但置身於中正廟的廣場之上，由於缺乏足夠的能力，只能發動一場註定「被綁架的學運」 ，在這一點上1990年的野百合和2004年的孤挺花 並沒有任何的差別。一群學生靜坐在中正廟的廣場上，雖然可以滿足社會大眾與媒體的期待，然而對於整體台灣社會，甚至對於學生運動本身來說，只不過是重複演出歷史的肥皂劇而已。
即使無法主動引導社會變遷，1990年的三月學運起碼為台灣的學生運動掙得了正當性，讓學生運動在台灣不再被視為洪水猛獸。但如何充實強化學運的「主體性」，卻是三月學運以後，台灣學生運動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台灣社會媒體大眾或許會為「三月學運」的盛況不再重現而感到惋惜，但是從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角度來看，離開三月，離開中正廟，面對真實的校園實踐場域的問題，恐怕才是學運的正途。與其去問何時能夠重現野百合，不如去問：台灣的學生運動還要在中正廟廣場上停留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