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其實可以算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史(1987--2005)的結論了
第12章的結論其實算是對做為一篇碩士論文的交代
而不見得是對這段歷史的結論

原本計畫在這之後再加一節
討論1973年東風40期的社論-〈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
並說明它對我們今日面對的問題的啟發的
本來還已經寫了一半
但是後來發現這一節的書寫太自我沈溺，
或說太「東海」了！所以考慮了一下之後，
將其從論文的第十一章中刪除。




由城市學園邁向邁向學園城市

東海大學原先是以一種與世隔絕、超脫塵俗修道院的形式存在，隨著台中市的都市發展逐漸向西屯地區挺進，以及縣市邊陲地區的發展，東海已有逐漸成為都會型大學的傾向。然而這所為服務台灣人民而成立的大學，是否只能跟隨著周遭的環境起舞，而不能主動的對周圍環境的變化有所影響？

從歷史上看來東海大學的設立，原先承擔著開發繁榮台中市邊陲地區的任務。在經過十餘年的經營之後，大度山從黃沙漫天、寸草不生的紅土丘，變成綠草如茵、如夢似幻的神話仙境。學生人數的增加，更使得龍井鄉新東村、遠東街一帶地區，成為有萬餘人口聚居的聚落。甚至東海校園的大片綠地，還成為拉抬附近房地產價格的誘因之一。

中部科學園區的設立，帶來了另一種「產學合作」的想像。然而以私立大學有限的研究資源、竹科/矽谷的群聚效應、以及台灣代工模式的科技產業發展，東海之於中科是否能扮演類似清/交兩校之於竹科的角色尚在未定之數。眼前可以看得到的是，連結國際街藝術街坊、台中市都會公園與東海大學，形成一個提供台中市民和工業區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休閒消費基地。

相較於投機城市的台中市，以及全球流動資本象徵的中部科學園區，路思義教堂具有某種傅柯、索雅等人所提出的「異質空間」的意涵。然而祥和的路思教堂大草坪，是否也有工業區的外勞、校園內的同志社群、乃至附近聚落居民的空間？在「超高趕北」的呼聲中，台中市急切的想走和台北市一樣，建基在「社會隔離」上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城市發展想像 ，而東海大學和這樣的城市意象要保持甚麼樣的關係？

在1999年柯司特總結他對都市社會運動的觀察，認為這些運動最終只有四種變化的可能：

1.直接或間接地整合進地方政府的結構及業務當中。
2.成為防衛性及反應性的鄰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家後院）運動。
3.變成一種本質上是宗教性社區的「公社主義」（communalism），在其中人們以互惠的方式相互扶持。
4.變成黑道幫派，一種帶著自毀傾向的「末日公社」，這是最黑暗的結果。
（Castell，2002：69）

對於柯司特的悲觀論點，夏鑄九認為：「我們的都市有不同的社會系統與文化構造，確實有值得與西歐城市經驗對話的意義」（前揭文），他樂觀的認為不斷發生的都市社會運動，有可能在台灣創造「市民的城市」。

研究台灣社區運動的黃麗玲也認為，台灣社區運動的的戰力正來自於在現實情境中不斷地經由主動或被迫地，尋求與本身疆界之外的地域展開對話。因為在變遷快速的台灣政治情境中，只有處在動力狀態的社區組織才不會如泡沫般消失。她樂觀的認為：

（在台灣）不能否認粗暴的社區自利行動的存在，然而反動式的社區主義卻沒有辦法得到太多的共鳴。我認為，弔詭的是，這也許正是前一階段的社會運動所強調的社會性目標及公共價值為今日社會留下的遺產（黃麗玲，1999：154）

那麼東海校園做為一個社區，東海大學的校園空間運動做為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最特殊的一個個案，最終是要成為大度山上的孤島？還是有可能發動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帶動整個大台中地區的都市再造，不只讓東海成為一個「主體的學校」，同時讓台中市成為一個「市民的城市」？

亞蘭杜漢認為在以前的時代，民主是出現在大街上，在街壘中和國會中展現的，哪裡的人民起來反對統治他們的少數人，哪裡的勞動者起來反對他們遭受的剝削和爭取社會權利，哪裡就有民主，「而在今天，民主被界定為主體的政治，它的命運首先是在學校和城市中決定的。」（Touraine，2003：394）

擺脫修道院格局的東海大學，在逐漸轉化成「城市學園」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將西屯地區乃至台中市變成一個「學園城市」？開創出台灣的社會民主與都市發展的另類可能？

提出這樣的想法，或許會有很多人認為是在做白日夢。然而紀伯侖筆下的先知阿穆斯塔法，曾如此問過歐非理司城的人們：

不是你的呼吸使你的骨骼直立而強固了它的結構嗎？

不是一個你們都不記得的夢造了你們的城市，

並造成了其中所有的東西嗎？
（紀伯侖，1988：170）

是否還有人記得，在1955年，是一個甚麼樣的夢想建成了這所全國最美麗的大學？在1970年前後，大度山上的多事之秋，又是甚麼樣的期望帶動了這所學校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