濁水溪社開啟戰端

1992間綜合大樓的興建之所以會成為校內的公共議題，除了「相思林事件」的影響外，和人間、台研支持的經濟系學生蕭武昌，贏得第三屆學生會會長選舉也有關係。標榜「改革派」的第三屆學生會對校園民主、校園規劃問題的態度和異議性社團完全一致，並在行政會議上對校方決策提出質疑，積極籌辦公聽會、於《東海新聞》上進行專題討論等等，對校方興建綜合大樓的計畫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是另一方面第三屆學生會的強勢作風，也引起校內部份學生的不滿。對立於異議性社團和第三屆學生會主張的學生聲音，也開始出現在校園的公共領域中。

1992年間，有東海學生（主要政研所的學生）創辦「濁水溪社」，發行社團刊物《濁水溪》，針對第三屆學生會的施政主張，以及人間工作坊的刊物內容與運動實踐進行強烈的抨擊。

對於校園空間問題，在《濁水溪》第1期中以專題討論「校園土地糾紛問題」，即創校時由於台中市府並未與民間交割清楚，便以贈與的名義把土地劃歸東海大學，造成東海和民間的土地糾紛問題。這是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首次有學生社團討論到學校的「地籍問題」。

而在《濁水溪》第2期中，則以2、3版跨版的篇幅，刊登〈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在文章的開頭以斗大字體的引言，說明該社報導綜合大樓事件的立場：
邇近，學校爭議焦點的綜合教學大樓興建計畫。其決策過程到底如何？興建與否對東海將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學校未來整體發展計畫？我們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做了如下的報導（《濁水溪》第2期：2）

該文中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意見，大致可以分成四點：（一）興建綜合大樓決策是學校「黑箱作業」，未尊重同學意見，（二）興建綜合大樓缺乏長期、專業的規劃（三）綜合大樓位於於集水區，興建綜合大樓將會破壞相思林的水土保持，並嚴重破壞環境景觀，（四）興建綜合大樓乃因學校漫無目的增加學生人數，造成學校空間不足所致。

濁水溪社根據梅可望校長在1991年6月1日第108次校務會議的發言，以及訪問教務處課務組高主任，並表列出東海目前的教室使用率，指出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是為解決確實的東海教學空間不足問題。同時「綜合大樓」興建過程都經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提送校務會議通過，過程中有建築、景觀專業科系的老師擔任委員，並有學生會長、議長、生促部長等學生代表出席，並非黑箱作業。並轉錄訪問梅可望校長的內容表示：

兩年前，學生會長、議長皆參加討論，校務會議都有決議文怎麼算是「黑箱作業」？如此重要的事務，經過近百人討論，校長如何能黑箱作業？所以這些指責的同學純屬誤解。學校做事向來是公正、公開的，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可以決定那件事，東海今日的校園絕不是偶然，而是經過精心規劃的，每件事我們都經過周詳的考慮，絕不是個人決定，希望同學今後能查明事實，再下結論，不要一開始誤解，而亂下名詞（《濁水溪》第2期：2）

該文中又訪問了景觀系主任以及豐原高中地理教師宋宏飛先生，認為相思林地旁的山溝平時並沒有自然流動的水，所以並不處在水源地，在該地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對生態平衡不致造成重大影響，且離現有教學區聯繫十分方便。

而對缺乏長程規劃的質疑，濁水溪社認為：

東海創校初期規模甚小，每年僅招收新生人數二百人，在創立前十年內學生總數僅八百人上下，後因大學在大學在平民化、社會化的衝激下，大學的「象牙塔」形象已成為被譏諷批評的對象，大學的大門已經不能不向大社會敞開，大學已被動或自動地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以作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濁水溪》第2期：2）。

因此自吳德耀校長以來東海大學的學生人數一直不斷擴張，因而必須積極興建新校舍以容納增加的學生。而近年來學校針對人數擴張，都設立有專門小組進行相應的校園規劃計畫的研究與設計，在經過多方考量後，認為在現時的相思林地設置綜合教學大樓，足可應付學校未來人數的擴展。可見學校興建新校舍的計畫，都透過一定的程序進行有系統的規劃。

濁水溪社認為第三屆學生會上任後，雖主動辦理公聽會，讓正、反意見能在陽光底下進行辯駁。但是質疑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動輒對學校扣以「黑箱作業」的帽子的非理性作態度，則恐怕會讓校園淪於政治惡質面的競技場：

儘管對該案不滿意，或對該案的決策過程不滿意，皆必須道出你的理由與事實依據。否則今後校園有如政治惡質面的政治競技場每人不說理由與事實，即開始互扣帽子，這樣的校園會成為怎樣的狀況？（《濁水溪》第2期：2）

異議性社團的回應

〈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的內容完全針對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學生的主張而來。在該文刊出後，異議性社團的成員立即以筆名「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在1992年11月18日發行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回應濁水溪「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誰的理性？那一門子客觀？〉一文回應濁水溪社。

對於濁水溪舉出大量「理性、客觀」數字表格，強調興建綜合大樓的必要性，同時強調學生人數擴張，乃是為符合走出象牙塔，提供社會需求的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而必須進行的調整。這篇文章認為濁水溪社在這些概念價值的連結上，顯得過份簡單：
我們只要用膝蓋想想就可以問出這麼一大串問號：招生人數少就是象牙塔？平民化就是增加招生人數？向大社會敞開就是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大學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就是大學的實用性質？先就應然的層面上說，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濁水溪社」的同學們敢理直氣壯的一一說『是』，那我們只有用悲哀的眼神（同時搖一搖頭）來憐憫他們了
（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並批評濁水溪社的立論方向，明顯的將東海的發展抽離開整體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忽略其中隱含的結構性問題：

大學的變遷乃是與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息息相關的，即使濁水溪社同學可以辯稱，私立大學之所以不得不增加招生人數乃是因為得不到國家的補助而必須仰賴增加學生已增加學費收入以供財政上的維持。但是這個牽涉到的國家的性質以及國家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的問題。也關乎台灣社會短視近利，不願為社會教育多做投資的資本家的態度。但關於這些結構性問題，看來不只學校的主政者，包括濁水溪社的同學，都並沒有認真思考（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而對濁水溪指證歷歷表示整個「興建綜合大樓」的決策過程，事前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和討論，並且有學生代表參與的的說法。這篇文章也提出強烈的反駁：

東海有『校園規劃小組』，東海有所謂的『四年發展計畫』。但是這樣就算得上有整體的發展計畫了嗎？我們是不是還應該考察『校園規劃小組』組成成成員的性質？其在校園行政體系中的位置如何？對於校園規劃的落實措施有無最後，或至少最有力的決定權？對於教育是否有一個理想抽象的理念或目標（或至少是東海的創校理念）？或只是具有所謂的『專業的』技術能力？規劃內容對於學校的行措是有何影響力？其獨立自主的程度又為何？（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由對於學校的規劃程序、發展計畫以及參與成員的結構性限制的質疑，這篇文章同時回應了濁水溪社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亂扣「黑箱作業」的帽子的指責。「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或說異議性社團）認為，濁水溪社以一種專家的、純技術取向的思維，認定「綜合教學大樓興建案」乃是經過專家的規劃，不是「黑箱作業」的看法，是把技術、專家給中立化、神聖化了，遮蔽了其中隱藏的權力結構問題：

這種思維和政府要求民眾支持核四興建案的想法，如出一轍。同學所指的「黑箱作業」是一種在自己只被當成被告知者，完全無力決定政策的情況下所發出的一項指控。而且專家一定可靠嗎？他們一定就是在完全自主的狀態下本著專業的技術訓練來做抉擇的嗎？技術這東西一定是完全中性的嗎？沒有任何的價值或利益為前導嗎？（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認為濁水溪社以專業、程序為由，隔絕了一般同學參與決定影響其生活的重大決策的可能：

雖然一般同學比起這些專家學者而言較缺乏所謂的「專業素養」，但是，作為一生活於其中的「行動者」而言，卻有十足的理由可以來決定接不接受這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將產生影響的重大政策。（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總之，「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認為，專業技術不能做為阻止人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理由，同時也不能忽略對技術與程序背後的價值和社會結構的反省，否則：

人類使用技術只是要用來增進生活，如果反倒讓它來決定一切思考與選擇，倒過來宰制了人，那麼，這絕對是一種異化（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2）。

綜合大樓論戰的意義

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提出「權能區分」的主張，就可以看出關於民主與專業的關係，是一個民主政治實踐中極為尖銳的問題。而在西方於二次大戰後，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與納粹大屠殺的關連性的批判，到60年代以後生態運動對科學技術的反思，都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牽涉層面的複雜。在「綜合大樓論戰」背後，其實是這一個深刻的問題意識在起作用。不過和「東海是誰的？」論戰不同，濁水溪社似乎缺乏孫治安那樣深厚的理論素養與反思能力，以致在「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浩浩蕩蕩數萬言的陳詞後，竟沒有再繼續辯論下去 。

但是連結郭紀舟對「替代性校園規劃」的呼求，異議性社團在「綜合大樓論戰」中表達出專業技術並非民主討論的屏障，在技術考量之前還有關於價值理念的反省，而這不是由貌似客觀中立的數據分析能夠決定的，甚至數據本身可能就表達了某種有待商榷的價值、意識型態。專業技術的考量容易把問題分割、孤立，但東海大學不是大度山上的孤島，東海的問題反映了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對校園規劃問題的討論、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質疑，並不著眼在個別單一學校的困境上，更重要的是由此延伸出對大學教育的目的以及台灣社會結構的反省。

這裡面暗含一種米爾斯所謂的「社會學想像力」的運作，企圖透過連結「整體社會結構的知識」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將個人的「苦惱」轉化成為「公共議題」。在這樣的討論轉化過程中，個人才有可能變成民主社會所需的積極、主動的公民而不會成為消費社會下的「快樂機器人」，或是「民粹政治」下為妒恨所動員的群眾。

東海學生對校園空間問題所開展的一系列運動，因此不是無理取鬧，更非小題大作，而是培養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的批判教育實踐 。短暫的「綜合大樓論戰」開啟了校園空間運動豐富而積極的意涵，而其中關於大學教育的價值目標的反省，則在事件後期的文宣中繼續被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