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

組織調整與更多的公聽會

為了避免校園景觀遭到破壞，在1969年時，教授會即建議成立「校園管理委員會」以美化校園、防止林木不當砍伐。這是目前文獻上能找到的東海最早成立的校園環境維護專責機構。

而後因應校園建設發展的需要，校內成立「校園規劃委員會」。1990年5月，「校園規劃委員會」與「環境保護小組」合併為「校園規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簡稱「校建會」），邀請校內行政人員、教師共13人擔任委員，成為東海校內建設、環境規劃的最高諮詢機構（東行，民79.5.29）。

面對「相思林事件」以來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說明了梅可望校長任內制訂的公聽會、說明會的辦法，已無法應付校園師生對於校園規劃體系的質疑，「農牧場事件」、「德耀路大石頭事件」更充分說明現有制度運作的盲點。

在「德耀路大石頭事件」發生後，行政會議決議：經行年度預算通過之重大工程，學校應予公布並刊登校刊。師生對興建工程有異議時，可經由參加行政會議之代表提出要求召開公聽、說明會（東行，民83.11.23）。校方的態度仍是希望透過擴大制度性參與的空間，以減少校園空間運動的發生。

另外一方面為了回應學生不斷要求校方要有長程、整體的校園規劃計畫的呼聲，在「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時，阮大年校長也告訴學生：「綜合大樓將是東海最後一棟規劃之外的『應急』產物。」（《人間》，第13期）。

從「相思林事件」以來，東海校內對於「校園空間問題」的關心，已從單純個人的關心，轉變為更形積極的行動，「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的劇烈衝突，更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面對這樣的情勢，東海建築系在1991年4月即向校方提案，建議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以對校園決策性的問題，提供專業上的建議。校方雖然接受此提議，但是實際工作並未正式展開。

阮大年校長上任後，建築系再度提出成立工作小組之建議，體認到校園整體規劃的重要性，校方這次的態度轉趨積極。1992年8月，「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正式成立這個工作小組正式成立，由建築系與景觀系在「校園規劃委員會」的監督下共同執行規劃工作（東海校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2）。而在處理校園規劃政策的校級專門委員會方面，1992年9月24日，「東海校園規劃委員會」正式成立，主要負責擬定校園規劃之原則、舊校園改造計畫及新校園計畫之審議，此可以說是東海建立初具規模、專業性的校園規劃機制之始。不過在1995年之後，這個校級委員會及常設工作小組就已停止運作，校園工程的討論與建議，還是由行政會議下的「校建會」負責（袁興言，2000：Ⅱ-12）。

東海第一本校園整體規劃報告書

雖然運作時間不過三年，但是「東海校園規劃工作小組」，透過校方委託、專案研究、論文發表等方式，對校內建築、環境、景觀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及規劃作業，而最後最完整的成果則為1995年2月出版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

袁興言在其研究中，指出這是東海大學創校至今唯一一本成文，而且品質相當優秀的整體規劃報告書，但在客觀環境影響下，仍有許多侷限：


而以今日的觀點來研究此報告，則可發現以下的問題和價值：

1.代表性問題：此本報告書雖是校方正式委託的工作小組經過數年的調查和審議而完成，但最終結果並沒有受到決策單位的認可，近年各項工程的執行結果也並無遵循該計畫建議。是故，其在合法的代表性和實質空間的延續性上可以說是存在著很大的疑問與挑戰。但另一方面，校方正式出版品仍大量引用其中的文字，甚至擬為政策面討論的基礎，如發展白皮書有云：『三年前本校校園規劃小組，已完成校園整建規劃報告，將來校園建設及第二校區的規劃，均應依此報告內容作為討論的基礎』可知其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2.實際影響問題：由於並未受到認可，近年來校內各項空間計畫及工程並未參照該報告的建議，是故，不過五年後的今日，這本報告所調查及論述的空間主體-東海校園已有許多重大的變異，使得此報告的價值將很快成為歷史，而無法對現實空間提供任何參考。是故，實際上若需落實此本報告的各項建議，由於時空的變異，必需進行相當程度的修正。

3.內容完整性：該報告本質上是全校性的校園整建計畫，雖然最後認可的手續並未完成，但純就內容而言，相較於其他學校的校園規劃論述，這本報告書除了包含校園系統的各項分析及建議之外，對於既有的配置型態與建築風格也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完整性上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做為創校至今唯一一本成文的整體規劃報告書，與其他參考資料相較之下，在唯一性上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袁興言，2000：Ⅱ-13，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由於在現實的執行上存在許多的侷限，袁興言認為就對校園區域性規劃工作的作用上來看，應是以「研討而非服從」的態度，看待這本內容深入且完整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將其視為「準上位計畫」：「各個區域性計畫與此報告書的聯結，應是觀念上的延續而非支配性的遵循」（同上）。

投下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東海大學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只能成為「準上位計畫」的命運，其實是規劃與設計過程的本質使然。在1985年後國內的建築學者在論述上，開始將大學校園規劃比擬於都市計畫，而非只是從屬於學校建築研究下的一個分門。這意味著大學校園規劃也和都市計畫一樣，必須面對社會中不同權力、利益、意識型態的角逐：「由於都市意義的界定，是一個衝突過程，不用說，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也如此」（Castell ，1999：248）。

雖然相較於都市計畫，大學校園規劃有著土地產權較單一、政治經濟變數較少的優勢，但往往必需面對如何和即存環境、設施協調的問題，是一種類似「穿著鞋子改鞋子」的設計規劃過程，而不能像都市計畫一樣一切從零開始規劃。大學校園規劃也要面對校內不同部門、系所利益的折衝，以及外在環境劇烈的變化，這些都限定了這方面的規劃和設計計畫，對於實質環境變更所能具有的影響力。

校園發展的基本課題

雖然有著結構性的限制，但是這本報告書仍然對東海校園空間的變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東海創校時期校園規劃及建設成果的經典價值，和國內其他學校的規劃報告書相較，這本報告書中有相當大的篇幅，是對於校園內既有空間型態的研究與分析。詳盡的的資料，使其成為關心東海校園景觀及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師生重要的參考資料。同時這份報告也指出了東海校園規劃中的基本課題，例如：報告中首先揭櫫「校園規劃」的本質為：

（一） 校園不只是提供大學教育所需的土地、設施，校園本身就是教育的一環，也就是「環境教育」。

（二） 校園規劃是一件公共事務，它涉及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活動性質之間的共通需求與差異需求間的協調工作。

（三） 校園規劃是一件持續的過程，它沒有真正完成期限，許多不可預測的變數促使規劃成果要不斷的自我修正。

（四） 校園規劃工作是在學校發展政策和實質校園建設間之橋樑，使政策品質落實於空間架構中，同時控制空間與建築的品質。
（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工作小組，1995）

並且指出東海大學校園規劃的特質：

東海大學校園以往是一個國內具有獨一無二特色的校園，目前這個中途性規劃的主題不是像一些其他的大學，試圖在雜亂不相協調的校園建築群中整理出一個空間秩序，而是有關於在規劃的新需求下對這已有的校園特質要用何種態度去處理的問題。東海校園的價值認定不只是一個單純景觀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事關學校的認同感（identity）的問題，它的意象資產價值甚至超過它的土地資產價值，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因為東海有這樣一個美的校園。這樣的事實多少影響規劃校園空間發展的決策觀點。
（同上：6，）

而在第五章第二節「東海校園土地開發相關問題探討」，則指出在歷次校園空間運動中很少被注意到的「地籍問題」的嚴重性：在看似完整的校區內，仍有許多地權不明或非屬校方所有的土地，而造成了「校區不等於校地」的狀況，對東海土地開發造成限制。這些問題包括：

1.土地權屬問題：都市計畫使用單純，但地籍（所有權）及地目複雜。

2.山坡地開發問題：全部校區均在山坡地相關法令之適用範圍內。

3.建築基地地籍問題：因山坡地開發許可以及本校地籍分割複雜，使得申請建照產生困難。

在最後未來發展分區配置的替選方案上，則提出了甲乙丙三個方案。

甲案的主要基本構想和發展策略是依照原本的使用分區，向鄰近地區擴展，而不試圖跨越另依使用分區。唯一的例外是教學區部份可被分離出來的設施獨立出來安置，大致的擴充是均質的往東（路思義教堂以下、教職員宿舍、農牧場區）發展。

乙案的規劃構想顧及學校在財務與設施建物遷移上的困難，嘗試在最少變更現況的前提下解決校園問題，並盡量遵行規劃原則所制訂方向。

丙案的規劃構想，則建立在生活圈與開放空間系統的理念上，將整個東海分成四個生活圈。

此外在附錄之中也提出了「意象保留區計畫」，包括景觀保留區以及歷史意象保留區。景觀保留區主要以當時進行的大量問卷調查的結果為依據。而歷史意象保留區，則是考量到東海創校時期校園以及建築物的文化資產價值，將1963年以前完成的教學區、活動區、及學生宿舍區建築物視為一完整的東海傳統風格區域。

校園空間論述的新語彙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未來發展分區配置的替選方案，都強調東海校園應逐漸往東發展，這使得農牧場「第二教學區」開闢的問題，逐漸在1997年後成為校園空間問題討論的核心。如同袁興言所言，雖然這本創校以來第一本校園整體規劃報告書，對於實質環境發展並沒有制度上的絕對拘束力，但是仍做為校方對於校園空間發展政策討論的基礎，同時做為面對學生質疑時，提供政策正當性的來源。但是在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師生方面，校解社在創社之初，即將這本報告書列為解說員培訓課程的重要參考資料。在1999年的「118事件」中，學生也以這本報告書中對於相思林地的空間規劃建議，批判校方決策的不當。

如同袁興言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現代的大學校園規劃：

總配置圖不再是鐵則或定律，在發展決策上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新的公共意識形成的過程，總被製圖及設計產品應是在進行公共討論及紀錄一種具象而可靠的溝通用媒體工具，而非無法再加以修改的藝術品或空間法令（袁，2000：Ⅰ-23）

因此這本整體規劃報告書，雖然只具有「準上位計畫」的地位，但仍為後來東海校園規劃以及校園空間運動的參與者，提供了鬥爭、對話的語彙與平台，更進一步的深化了原本空間問題做為東海校園公共論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