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結論

對於從1989年開始的校園運動風潮，其實只要光從那些團體的名稱所串連起的意象，就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氣氛：野火、自由之愛、春雷、抗體、怒濤、東潮、民風、平等域、望春風、創造（鄧丕雲：101）

鄧丕雲用視覺化的描述，點出了80年代末期的校園運動氛圍。而在中台灣的東海大學，從制度性的要求放寬社團負責人資格、校外人士到校演講以及學生刊物出版規定，到激烈的在校內速食店招牌噴漆 ，現實的一切事物都遭受到質疑和批判，即使是夙有傳統的勞作制度也不例外 。大度山上的神話仙境，突然進入了「東風吹，戰鼓擂」的諸神交戰時代。而「東潮」這個地下社團，正站在校內這股風潮的最前端。

面對校內要求改革開放的風氣，梅可望校長一方面指示行政單位，積極的研擬「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生生活促進會組織章程」等方案，並推動東海學生會成立，主導了校園改革的進程。另一方面又透過「維護學校團結和諧實施辦法」、「學生社團邀請校外人士到校演講原則」、「學生社團申請發行刊物須知」等規定，對校內的學生活動進行法制化的管理，儼然是一種「開明專制」式的校園控制。

東海校方主導的校園改革措施，顯現了 80年代末期黨國機器的「校園控制體系」的變化。鄧丕雲認為在1986--1988年間，台灣逐漸進入「後蔣經國時期」，原本以懲戒、鎮壓為主的校園控制方式，逐漸讓位於軟性、精緻、以行政干擾或不作為，以增加學運運作的成本為考量的方式。其中東海大學學生政府的成立，即是最典型的例子（鄧丕雲：209）。

校方主導的改革措施，雖然在一方面縮減了學生運動操作議題的空間，但類似說明會、公聽會等制度的建立，也給予了學生表達異議，和學校衝突，以進行宣傳的空間。而像1986年的「電鍍廠事件」，雖然不完全是由學生的力量促成，而有東海校方積極的介入運作。但是學校對「電鍍廠事件」採取的積極介入的態度，也給予了學生介入校園空間議題的正當性，這些都影響了日後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

處在80年代末期「重估一切價值」的氛圍中，梅可望校長採取的態度似乎是在向學生說：「不論你們要思考多少，思考甚麼，用理性去思考吧！但是要服從！」，但東海學生沒有康德那般玄思冥想的氣質，他們要成為吹浪之鯨，用行動洗盡威權政治掩蓋在大度山上的塵埃，對抗國家的巨靈！！

在「東潮時期」這股批判、反省的力量只能用匿名的形式，在校園控制體系的夾縫中載浮載沈，或是隱沒在「大革會」等跨校性學生組織的光芒中，一直到1990年，這股力量才得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名字：「相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