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9 20:01:06解影
第五章 Leviathan ：東潮時期（1987—1989）--第一節
第五章 Leviathan ：東潮時期（1987—1989）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岸
去聆聽各種不同的聲音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洋
讓海風用力吹動我
如果愛這片海有罪 我情願變成那飛魚
泳向惡靈登陸的沙灘 擱淺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倘佯在美麗的海床上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盪沈在古老的傳說裡
--胡德夫〈飛魚篇〉
東海大學最早因為空間環境問題而發起的校園運動，應可追溯至1984年的「火葬場事件」。不過筆者認為1987年東潮出現後，發生的「電鍍廠事件」、「約農河加蓋事件」，在組織和論述上都和1990年後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有密切的連結性。同時受當時政治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在行動和論述上都顯得較有規模和深度，而不像「火葬場事件」比較像是單純的自力救濟。如果將東海校園空間運動視作19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一環來看待的話，則東潮的出現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將「火葬場事件」視為運動的前驅，而將1987年視作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真正開端。
由於東潮是此時期頗為重要的學生行動團體，同時地下化、非組織化的行動，也是當時學生行動的特色，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命名為「東潮時期」。這個階段起於1987年，終止於1989年東潮成員的分化，並成立地上化的正式社團為止。
第一節 80年代的東海校園與台灣社會
梅可望時代
雖然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對東海校園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在1972年東海美籍資深董事白樂德（Mr.Belt），邀請他擔任東海大學的董事時，他先是當場愣住，最後才回答：「…東海會歡迎警官學校的校長去當董事嗎？」（梅可望，1985：2）
在白樂德等人的極力遊說之下，梅可望才答應擔任東海的董事。在1974、1975年他駐外工作時，還以身在海外，無法過問東海事務為由，數度向東海董事會請辭都未獲准。1978年5月，由於謝明山堅辭東海校長職務。董事會在繼任校長人選難產後，決定邀請梅可望擔任東海校長。於是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的梅可望，就成了東海的第四任校長。
此時東海正面臨內外劇烈的挑戰：聯董會在1977年正式停止對東海的直接補助，教職員的待遇比國立大學低百分之二十，缺乏信心的教職員紛紛離校他就，校園硬體設備破舊，制度欠缺…。
最令人震驚的是：七位最重要的一級主管（三長與四學院院長），只有一位在正式上班。其餘六人不是在國外，便是病假，或是請人代理。校長室沒有自動電話，整個學校已瀕崩潰的邊緣！（同上）
在甫上任的校長眼中，當時東海校務的鬆弛、散漫，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透過積極的向政府及社會各界爭取資源，梅可望校長先緩和了東海的財務危機，並力求讓學校的財務能夠獨立自主。同時調整教職員待遇，積極進行校內各項規章、制度的修訂。在梅可望校長主政期間，東海的設備和教室大幅擴充，共進行包括「中正紀念堂」與「圖書館」等30多項校內重大建設，可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同時學生人數也不斷增加，由1977年入學的4762人，到1984年時，已達到九千多人。由於「全體住校制」的廢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東海學生必須在校外租賃房屋。這使得原本規劃為「高品質的休閒住宅」的校外「東海別墅」區，逐漸轉變成學生的生活消費空間。
1985年，東海看似已擺脫爭議轉型時期的陰霾，正逐漸走向「擴大發展，邁向社會」的光明大道上。在創校30週年的特刊上，梅可望校長表示：
讓我們進一步的思索，再過三十年的東海，應該是怎麼樣的一所大學？
（前揭書：3）
同時在行政會議上表示：
學校的財務制度現已非常健全，今後將不貸款，不募捐，自給自足（東行，民74.5.25）
台灣社會的變化
在東海逐漸邁開新的步伐同時，台灣社會也慢慢的在轉變中。「亞洲四小龍」、「東亞奇蹟」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現象，而過去經濟發展過程隱藏著的矛盾，也慢慢的浮現開來。在政治上雖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重挫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進程，卻也造成反對勢力的劇烈反彈。新一代的反對運動領導者，質疑過去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理性路線，走向更激進的群眾路線。強烈的「本土意識」抬頭，台灣的民族主義於焉誕生，讓1970年代初步浮現的台灣市民社會的性質起了微妙的變化。（李丁讚，2004：38）而在文化上，龍應台的《野火集》在出版後一個月內連續加印14版，顯現著一股對社會現狀強烈的不平和批判的聲音正逐漸在形成。
1982年新竹水源里居民不滿附近「李長榮化工廠」一再排放廢氣，危害民眾，且毫無誠意解決，於是衝進工廠辦公室，打壞廠房玻璃，毀壞影印機，使得市府出動警方維持秩序。1986年水源里居民開始有組織的「自力救濟」行動，先後發動多次圍堵活動，且一次比一次長。同年並發生「鹿港反杜邦」運動，「自力救濟」成為台灣重要的社會現象。
李丁讚指出在1980年代初期到中葉，由於社會公共論述的變化，台灣民眾對於環境問題的感受，由原本「受苦的身體」變化成「不可侵犯的身體」，不再等待國家、公權力的間接解決方式，而多採取直接的攻擊和暴力行動，來解決、表達他們的不滿。這種不滿並在80年代末期形成了一股挑戰國家力量的「社會力」（李丁讚，2000：171、186）。
火葬場事件
1983年台中市政府決定將市立火葬場遷建至東海正門口旁的示範公墓。東海大學在知道消息後，立即安排由訓導長率師生九人組成的代表團，拜會台中市長林柏榕，說明火葬場一但啟用，將會嚴重污染空氣，危害師生及社區居民健康。但林柏榕市長以火葬場儀器設備先進，不會造成污染為由，拒絕改變計畫。而後在東海校刊上，刊載了兩位環科系及化工系教授對人體燃燒產生的毒素，以及火葬場設備的缺失的分析，要求台中市政府無限期延後計畫，但是不為市政府所接受。
由於80年代的媒體大量出現對於各種公權力行使不當的質疑，以及對切身相關的消費問題的大量報導，讓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的感受進一步轉變，由感覺受害轉變為有權利反擊污染，東海大學也處身在同樣的社會氛圍中。同時東海本身設有環科系、化工系，因此有充足的發言能力和發言位置可以挑戰官方的政策說詞。除此之外大學做為文化文明象徵的想像，更強化校內師生抗議的正當性 。反對火葬場遷建大度山的聲音，也就在校園內強烈的散佈開來。
1984年1月10日，東海師生及附近社區居民，擬定請制止台中市將火葬場設於大度山上的陳情書，以及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的陳情簽名簿，上呈行政院長等相關部院首長。但是市府仍不願採納東海的建議，同時計畫在5月份發包動工，讓校內反彈的聲浪逐漸升高。東海的學生活動中心在包括校門口等多處地點，張貼「反對在校園附近興建火葬場」的海報、散發傳單、發動全校師生簽名運動。梅可望校長亦指示成立「火葬場遷離本校促進委員會」，由曾博文訓導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向各級單位陳情、爭取火葬場遷離本校事宜。一直延宕至1985年，由當地居民聯名向內政部申請訴願，於當年4月19日將訴願決定書函達再訴願人等，表示「原決定撤銷，由原決定機關（台灣省政府）從實體另為決定」，此事件才告一段落 。
除此之外，當年的行政會議上也討論了台中市府重提為開闢「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要求徵收東海校地一事。經討論後決議為維護校地完整，一致反對興建，並努力爭取變更或保留此案（東行，民73.7.9）。
同年東海大學以互贈名義，撥交郵政總局興建第五支局使用的校地二千坪，以及另外提供的校地三百坪：
「均已完成法律手續，地點亦已擇訂。」（東行，民73.6.19）
這件事將在日後改寫了東海的歷史！！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岸
去聆聽各種不同的聲音
今夜我要走進這片海洋
讓海風用力吹動我
如果愛這片海有罪 我情願變成那飛魚
泳向惡靈登陸的沙灘 擱淺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倘佯在美麗的海床上
我的心像太平洋的寧靜
盪沈在古老的傳說裡
--胡德夫〈飛魚篇〉
東海大學最早因為空間環境問題而發起的校園運動，應可追溯至1984年的「火葬場事件」。不過筆者認為1987年東潮出現後，發生的「電鍍廠事件」、「約農河加蓋事件」，在組織和論述上都和1990年後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有密切的連結性。同時受當時政治社會環境變化的影響，在行動和論述上都顯得較有規模和深度，而不像「火葬場事件」比較像是單純的自力救濟。如果將東海校園空間運動視作19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一環來看待的話，則東潮的出現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將「火葬場事件」視為運動的前驅，而將1987年視作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真正開端。
由於東潮是此時期頗為重要的學生行動團體，同時地下化、非組織化的行動，也是當時學生行動的特色，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命名為「東潮時期」。這個階段起於1987年，終止於1989年東潮成員的分化，並成立地上化的正式社團為止。
第一節 80年代的東海校園與台灣社會
梅可望時代
雖然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對東海校園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在1972年東海美籍資深董事白樂德（Mr.Belt），邀請他擔任東海大學的董事時，他先是當場愣住，最後才回答：「…東海會歡迎警官學校的校長去當董事嗎？」（梅可望，1985：2）
在白樂德等人的極力遊說之下，梅可望才答應擔任東海的董事。在1974、1975年他駐外工作時，還以身在海外，無法過問東海事務為由，數度向東海董事會請辭都未獲准。1978年5月，由於謝明山堅辭東海校長職務。董事會在繼任校長人選難產後，決定邀請梅可望擔任東海校長。於是曾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的梅可望，就成了東海的第四任校長。
此時東海正面臨內外劇烈的挑戰：聯董會在1977年正式停止對東海的直接補助，教職員的待遇比國立大學低百分之二十，缺乏信心的教職員紛紛離校他就，校園硬體設備破舊，制度欠缺…。
最令人震驚的是：七位最重要的一級主管（三長與四學院院長），只有一位在正式上班。其餘六人不是在國外，便是病假，或是請人代理。校長室沒有自動電話，整個學校已瀕崩潰的邊緣！（同上）
在甫上任的校長眼中，當時東海校務的鬆弛、散漫，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透過積極的向政府及社會各界爭取資源，梅可望校長先緩和了東海的財務危機，並力求讓學校的財務能夠獨立自主。同時調整教職員待遇，積極進行校內各項規章、制度的修訂。在梅可望校長主政期間，東海的設備和教室大幅擴充，共進行包括「中正紀念堂」與「圖書館」等30多項校內重大建設，可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同時學生人數也不斷增加，由1977年入學的4762人，到1984年時，已達到九千多人。由於「全體住校制」的廢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東海學生必須在校外租賃房屋。這使得原本規劃為「高品質的休閒住宅」的校外「東海別墅」區，逐漸轉變成學生的生活消費空間。
1985年，東海看似已擺脫爭議轉型時期的陰霾，正逐漸走向「擴大發展，邁向社會」的光明大道上。在創校30週年的特刊上，梅可望校長表示：
讓我們進一步的思索，再過三十年的東海，應該是怎麼樣的一所大學？
（前揭書：3）
同時在行政會議上表示：
學校的財務制度現已非常健全，今後將不貸款，不募捐，自給自足（東行，民74.5.25）
台灣社會的變化
在東海逐漸邁開新的步伐同時，台灣社會也慢慢的在轉變中。「亞洲四小龍」、「東亞奇蹟」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現象，而過去經濟發展過程隱藏著的矛盾，也慢慢的浮現開來。在政治上雖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重挫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進程，卻也造成反對勢力的劇烈反彈。新一代的反對運動領導者，質疑過去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理性路線，走向更激進的群眾路線。強烈的「本土意識」抬頭，台灣的民族主義於焉誕生，讓1970年代初步浮現的台灣市民社會的性質起了微妙的變化。（李丁讚，2004：38）而在文化上，龍應台的《野火集》在出版後一個月內連續加印14版，顯現著一股對社會現狀強烈的不平和批判的聲音正逐漸在形成。
1982年新竹水源里居民不滿附近「李長榮化工廠」一再排放廢氣，危害民眾，且毫無誠意解決，於是衝進工廠辦公室，打壞廠房玻璃，毀壞影印機，使得市府出動警方維持秩序。1986年水源里居民開始有組織的「自力救濟」行動，先後發動多次圍堵活動，且一次比一次長。同年並發生「鹿港反杜邦」運動，「自力救濟」成為台灣重要的社會現象。
李丁讚指出在1980年代初期到中葉，由於社會公共論述的變化，台灣民眾對於環境問題的感受，由原本「受苦的身體」變化成「不可侵犯的身體」，不再等待國家、公權力的間接解決方式，而多採取直接的攻擊和暴力行動，來解決、表達他們的不滿。這種不滿並在80年代末期形成了一股挑戰國家力量的「社會力」（李丁讚，2000：171、186）。
火葬場事件
1983年台中市政府決定將市立火葬場遷建至東海正門口旁的示範公墓。東海大學在知道消息後，立即安排由訓導長率師生九人組成的代表團，拜會台中市長林柏榕，說明火葬場一但啟用，將會嚴重污染空氣，危害師生及社區居民健康。但林柏榕市長以火葬場儀器設備先進，不會造成污染為由，拒絕改變計畫。而後在東海校刊上，刊載了兩位環科系及化工系教授對人體燃燒產生的毒素，以及火葬場設備的缺失的分析，要求台中市政府無限期延後計畫，但是不為市政府所接受。
由於80年代的媒體大量出現對於各種公權力行使不當的質疑，以及對切身相關的消費問題的大量報導，讓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的感受進一步轉變，由感覺受害轉變為有權利反擊污染，東海大學也處身在同樣的社會氛圍中。同時東海本身設有環科系、化工系，因此有充足的發言能力和發言位置可以挑戰官方的政策說詞。除此之外大學做為文化文明象徵的想像，更強化校內師生抗議的正當性 。反對火葬場遷建大度山的聲音，也就在校園內強烈的散佈開來。
1984年1月10日，東海師生及附近社區居民，擬定請制止台中市將火葬場設於大度山上的陳情書，以及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人的陳情簽名簿，上呈行政院長等相關部院首長。但是市府仍不願採納東海的建議，同時計畫在5月份發包動工，讓校內反彈的聲浪逐漸升高。東海的學生活動中心在包括校門口等多處地點，張貼「反對在校園附近興建火葬場」的海報、散發傳單、發動全校師生簽名運動。梅可望校長亦指示成立「火葬場遷離本校促進委員會」，由曾博文訓導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向各級單位陳情、爭取火葬場遷離本校事宜。一直延宕至1985年，由當地居民聯名向內政部申請訴願，於當年4月19日將訴願決定書函達再訴願人等，表示「原決定撤銷，由原決定機關（台灣省政府）從實體另為決定」，此事件才告一段落 。
除此之外，當年的行政會議上也討論了台中市府重提為開闢「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要求徵收東海校地一事。經討論後決議為維護校地完整，一致反對興建，並努力爭取變更或保留此案（東行，民73.7.9）。
同年東海大學以互贈名義，撥交郵政總局興建第五支局使用的校地二千坪，以及另外提供的校地三百坪：
「均已完成法律手續，地點亦已擇訂。」（東行，民73.6.19）
這件事將在日後改寫了東海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