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8 12:58:10解影
第四章第三節-參與的困境（暨論文第一篇總結）
參與的困境與克服
相較於台灣許多公私立大學，至少就校園空間議題來說，東海學生在行動上的積極性和延續性確實是相當特殊的 。有人認為東海最初是接受國外資助的教會學校，受到國家機器的干擾和壓制較少，在行政和管理上都較一般大學更為自由。同時早期東海的聯考排名和國立院校不相上下，由某種菁英文化想像產生的對於獨立思考、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的重視，都影響到東海校風 。
不過如同本文第一章所描述的，東海在創校過程中並沒有因為是由國外教會出資，而受到較少的政治干擾。而其做為菁英學校的地位，也早在1965年以後就因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而受到挑戰。同時考察70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所謂浪漫人文的環境與自由開放的學風，其實隱含著對現實的冷漠與疏離：
東海人對東海校內活動與事務，普遍缺乏興趣與關切，而且對問題的獨立思考與相互辯難研討的風氣極其沈寂寥落。由此例多少可反應出，昔日東海人因人寡地偏而形成的逸散與對周遭社會環境的冷漠並未因今日東海學生人數倍增而有改善（《東風》48期：2）
在1974年5月發行的《東風》第43期上，即有人對東海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表示失望：
參與（Involvement）這個時髦的名詞，我想對東海人一定不會很陌生的。學校現在有兩千多學生，但是榮推會本學期兩次的生活座談會，參加的同學前後不到一百人，使我對東海人的參與不得不打個問號（《東風》43期：16）
而在1980年12月2日，校內第一次針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舉行的「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環境之衝擊」座談會，現場參加的同學卻不到十位：
我們不禁懷疑，難道東海學生一點也不知道工業區之擴充發展，不僅將破壞東海環境之外觀，更會威脅到同學本身的健康！而同學的冷漠與置之不理卻是到了令人心寒的地步！（《東風》51期：2）
如同第二章所說這種對於校內師生疏離於公共事務的批判，結合著70年代衍生的對「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分裂的焦慮。因此如何去除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促進同學積極參與，成為這時的東風社乃至90年代的異議性社團一直要面對的問題。有人以為這種冷漠源自於獨特的校園環境形成的校風：
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東海人慢慢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生活方式，企求一種自我封閉的小天地。希望這個小天地永遠不要受到別人的干擾。這種生活方式造成東海人冷漠、不參與、自我封閉的性格，是一種相當自我封閉的個人主義。但東海人卻美化這種生活方式，說東海人是讀感覺的、唯美的、詩意的…，但什麼是詩？什麼是美？（《東風》44期：9）
但也有人認為同學參與不足的原因，來自意見不受學校重視促成的惡性循環：
「參與得不到重視，得不到重視，不再參與，不再參與，更得不到重視。」我們不能讓它惡性循環，大家要試著扭轉它。榮推會、生活促進會沒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同學不熱心參與的緣故（《東風》43期：17）
這兩種看法指向了不同的實踐方式。第一種將學生對校園公共事務的疏離歸因於校園文化的看法，將解決之道指向教育或說是主體轉化的問題。這種解決辦法也相應於大學做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性質。東風社因此在當時呼籲學校應重視課外活動的發展，因為課外活動不僅是學生於繁重的課業之外所做的一種「調劑身心」的活動，更是教育功能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認為學生課外活動的功能既如上述，不但可以輔翼課堂上之講授，而達到培養學生完整人格、氣質及思考判斷能力之目的，更形成一種獨立的教育形式。則學生刊物的出版、各種學術演講之舉辦，皆應在課外活動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東風》44期：13）
第二種看法，則將問題指向學校行政管理制度的壓制，特別是關於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方式，以及學生刊物出版前的審稿制度的問題，因此要求進行學校制度的改造。
我們認為，這一情勢的造成，同學的不努力固應負最大的責任，而輔導單位執行政策時手段的偏差也難辭其咎，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便是「審稿」所帶來的各種困擾（同上）
這兩種觀點未必是完全互斥的。但是關於「主體轉化」與「制度改造」兩者間的權衡與辯證，成了後來思考校園師生公共事務參與的主要問題意識，甚至延續到90年代校園內對於「校園民主」實踐的討論。在80年代末期學生運動初起時，「制度改造」的看法由於頗合於當時挑戰威權、開創自由空間的社會氣氛，因此成為異議性社團討論「校園民主」問題時的主張，我們可以在後來關於「學生會權力位階」問題的爭執上，看到這樣的問題意識的浮現。但關於「主體轉化」的問題，其實也深刻地決定了「公共參與」、「校園民主」實踐的成敗，由此又產生了關於「制度改造」的再思考。在80、90年代的東潮、人間等社團為了「校園民主」問題而和校方產生許多言論、行動上的衝突時，沒有人注意到這其實是一個自70年代以來就在東海風中迴盪已久的探問--「未竟的探討」的延續。
關於創校之初東海所具有的各種優勢，已為校史和各屆校友不斷傳述。但不論有怎樣優越的環境，大度山畢竟不是應許之地，如果東海真的存在所謂「異議傳統」、「自由學風」的話，那也是無數人在千辛萬苦中努力堅持的結果，而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種持續的努力和堅持從創校之初就已存在，屢屢在艱難的環境中瀕於中斷，卻又未完全死絕。在70年代如是，在90年代亦如是。
歷史經常被想像成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然而仔細湊近歷史的現場觀察，倒不如用一長串的骨牌來形容更為適當。在社會生活的背後並不存在著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而是每一個主體面對其當下(here and now)的情境做出相應的行動，不斷地連綴成一種類似歷史長河的意象。而之前形塑的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就成了主體在當下行動時，可以取用的旗幟、彈藥，在創造性的挪用、接合這些既有的資源的同時，行動者也再生產了自身的主體性。
筆者在第一篇中已考察了自70年來，東海由於特殊的歷史情境所形塑的文化「經驗」。在這段歷史的基礎上，90年代的東海學生繼續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在第二篇中筆者將繼續分析，自1987-- 2005這19年間，東海學生複雜而又持續的創造歷史的行動。
相較於台灣許多公私立大學，至少就校園空間議題來說，東海學生在行動上的積極性和延續性確實是相當特殊的 。有人認為東海最初是接受國外資助的教會學校，受到國家機器的干擾和壓制較少，在行政和管理上都較一般大學更為自由。同時早期東海的聯考排名和國立院校不相上下，由某種菁英文化想像產生的對於獨立思考、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的重視，都影響到東海校風 。
不過如同本文第一章所描述的，東海在創校過程中並沒有因為是由國外教會出資，而受到較少的政治干擾。而其做為菁英學校的地位，也早在1965年以後就因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而受到挑戰。同時考察70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所謂浪漫人文的環境與自由開放的學風，其實隱含著對現實的冷漠與疏離：
東海人對東海校內活動與事務，普遍缺乏興趣與關切，而且對問題的獨立思考與相互辯難研討的風氣極其沈寂寥落。由此例多少可反應出，昔日東海人因人寡地偏而形成的逸散與對周遭社會環境的冷漠並未因今日東海學生人數倍增而有改善（《東風》48期：2）
在1974年5月發行的《東風》第43期上，即有人對東海人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表示失望：
參與（Involvement）這個時髦的名詞，我想對東海人一定不會很陌生的。學校現在有兩千多學生，但是榮推會本學期兩次的生活座談會，參加的同學前後不到一百人，使我對東海人的參與不得不打個問號（《東風》43期：16）
而在1980年12月2日，校內第一次針對工業區聯外道路問題舉行的「台中工業區發展對東海環境之衝擊」座談會，現場參加的同學卻不到十位：
我們不禁懷疑，難道東海學生一點也不知道工業區之擴充發展，不僅將破壞東海環境之外觀，更會威脅到同學本身的健康！而同學的冷漠與置之不理卻是到了令人心寒的地步！（《東風》51期：2）
如同第二章所說這種對於校內師生疏離於公共事務的批判，結合著70年代衍生的對「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分裂的焦慮。因此如何去除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促進同學積極參與，成為這時的東風社乃至90年代的異議性社團一直要面對的問題。有人以為這種冷漠源自於獨特的校園環境形成的校風：
在這個美麗的校園裡，東海人慢慢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生活方式，企求一種自我封閉的小天地。希望這個小天地永遠不要受到別人的干擾。這種生活方式造成東海人冷漠、不參與、自我封閉的性格，是一種相當自我封閉的個人主義。但東海人卻美化這種生活方式，說東海人是讀感覺的、唯美的、詩意的…，但什麼是詩？什麼是美？（《東風》44期：9）
但也有人認為同學參與不足的原因，來自意見不受學校重視促成的惡性循環：
「參與得不到重視，得不到重視，不再參與，不再參與，更得不到重視。」我們不能讓它惡性循環，大家要試著扭轉它。榮推會、生活促進會沒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同學不熱心參與的緣故（《東風》43期：17）
這兩種看法指向了不同的實踐方式。第一種將學生對校園公共事務的疏離歸因於校園文化的看法，將解決之道指向教育或說是主體轉化的問題。這種解決辦法也相應於大學做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性質。東風社因此在當時呼籲學校應重視課外活動的發展，因為課外活動不僅是學生於繁重的課業之外所做的一種「調劑身心」的活動，更是教育功能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認為學生課外活動的功能既如上述，不但可以輔翼課堂上之講授，而達到培養學生完整人格、氣質及思考判斷能力之目的，更形成一種獨立的教育形式。則學生刊物的出版、各種學術演講之舉辦，皆應在課外活動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東風》44期：13）
第二種看法，則將問題指向學校行政管理制度的壓制，特別是關於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的選舉方式，以及學生刊物出版前的審稿制度的問題，因此要求進行學校制度的改造。
我們認為，這一情勢的造成，同學的不努力固應負最大的責任，而輔導單位執行政策時手段的偏差也難辭其咎，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便是「審稿」所帶來的各種困擾（同上）
這兩種觀點未必是完全互斥的。但是關於「主體轉化」與「制度改造」兩者間的權衡與辯證，成了後來思考校園師生公共事務參與的主要問題意識，甚至延續到90年代校園內對於「校園民主」實踐的討論。在80年代末期學生運動初起時，「制度改造」的看法由於頗合於當時挑戰威權、開創自由空間的社會氣氛，因此成為異議性社團討論「校園民主」問題時的主張，我們可以在後來關於「學生會權力位階」問題的爭執上，看到這樣的問題意識的浮現。但關於「主體轉化」的問題，其實也深刻地決定了「公共參與」、「校園民主」實踐的成敗，由此又產生了關於「制度改造」的再思考。在80、90年代的東潮、人間等社團為了「校園民主」問題而和校方產生許多言論、行動上的衝突時，沒有人注意到這其實是一個自70年代以來就在東海風中迴盪已久的探問--「未竟的探討」的延續。
關於創校之初東海所具有的各種優勢，已為校史和各屆校友不斷傳述。但不論有怎樣優越的環境，大度山畢竟不是應許之地，如果東海真的存在所謂「異議傳統」、「自由學風」的話，那也是無數人在千辛萬苦中努力堅持的結果，而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種持續的努力和堅持從創校之初就已存在，屢屢在艱難的環境中瀕於中斷，卻又未完全死絕。在70年代如是，在90年代亦如是。
歷史經常被想像成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然而仔細湊近歷史的現場觀察，倒不如用一長串的骨牌來形容更為適當。在社會生活的背後並不存在著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而是每一個主體面對其當下(here and now)的情境做出相應的行動，不斷地連綴成一種類似歷史長河的意象。而之前形塑的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就成了主體在當下行動時，可以取用的旗幟、彈藥，在創造性的挪用、接合這些既有的資源的同時，行動者也再生產了自身的主體性。
筆者在第一篇中已考察了自70年來，東海由於特殊的歷史情境所形塑的文化「經驗」。在這段歷史的基礎上，90年代的東海學生繼續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歷史。在第二篇中筆者將繼續分析，自1987-- 2005這19年間，東海學生複雜而又持續的創造歷史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