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南的「文化公民權」的設想，和趙剛的「解放的培力政治」以及何乏筆提出的「批判的修養論」（註一），都嘗試把美學做為政治思考與實踐的重要課題。從趙剛和何乏筆的理論來看，美感體驗和美學經驗確實會對人的政治參與和理性反思能力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文化公民權」的目的，是在透過美學手段，提升公民的能力的話。那我們首先必須反省到，在一個急躁、破碎、混亂、強調立即的感官滿足的文化環境中，是無法產生具有客觀理性反思能力，又能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從「培力政治」主張的「慢社會學」，以及「批判的修養論」所重視的「自我減損」的美學理念來看，一種能夠促成「公民意識」發展的文化環境，首先應該能使人夠緩慢下來，不被一時的、立即的剌激所左右，如此人才有可能靜下來進行對問題的客觀反思和討論。


同時從趙剛所詮釋的米爾士的「社會學想像力」來看，一種能夠促成「公民意識」發展的文化環境應能使人把他當下的情境，放在和其他地區、文化社群、過去歷史環境的比較中。這樣子可以鼓勵發展公民解決問題的能力中，將問題放在歷史和社會、國際的脈絡中分析的能力。


從字源上看 藝術（art）原是將事物進行重新連結的意思。一種提升公民意識的公民文化環境，也正是要訓練人民對周遭環境的細節和元素的關注，能把自身遭遇的問題放在歷史、社會和國際的脈絡中分析 最後透過將周遭環境元素、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尋求解決辦法的能力。

如果以上的討論是正確的，那麼回顧以往台灣的文化政策實踐，和「文化公民權」的設想，其衝突就十分嚴重了。現今台灣流行的「有吃又有抓」式的文化活動，往往動輒以「流水席」、「吃到飽」式的活動，或創造各種感官、視覺上的「奇觀」，以吸引大量外地遊客的參與。這種型式的文化活動，其節奏常是是快速而片斷的，不讓人有靜下來慢慢感受、品味的空間。其所接觸、感受的文化環境，往往都是在某種文化工業的操作下，所創造的「虛擬現實」。其中不存在外來者和在地人真實生活的接觸，沒有可能會帶來某種焦慮、恐懼的多元、異文化的碰撞（註二）。從「批判的修養論」的角度看，這種文化活動只會弱化主體的反思、感受能力，無助於提升主體的自我意識，更別說是「公民意識」了。

同時在台灣大量以「社區」為名的活動中，對自身歷史的探索，往往侷限在名人軼事，或開發先賢的英雄事蹟，缺乏對內多面向的（性別的、族群的、階級的…）的討論，也缺乏對於更大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參照（例如：世界經濟體系..）。這樣一個反「社會學想像力」式的文化尋根活動，其所可能創造出來的比較是「自戀的」、「排他的」的文化主體。而不是能透過大範圍的歷史社會結構分析，和未知的「他者」相互對話，具有開放和「向上提升」能力的「公民」。除非所謂的「文化公民權」其真實含意，是要透過「政治美學化」的手段，非理性的形塑人民對集體的認同。否則重覆這樣的文化實踐，能否創造出「文化公民權運動」所期待的具有主動的分享(accessibility)、參與(participation)、交流(communication)的質能(competence)的「公民」，頗令人存疑。

註釋
註一：參見本新聞台前面文章〈「解放的培力政治」與「批判的修養論」〉（2004.6.23）

註二：和「他者」、「異文化」的接觸，經常在文化研究中被討論的非常繁複。然而很簡單的來看，和陌生的他人、異文化的接觸，其過程最初應是充滿許多焦慮、恐懼、試探、驚奇的。就如同我們結交新朋友或是談戀愛的經驗一般，在初時總是要冒著可被拒絕、排斥的危險，進行種種試探，也從中去理解彼此的差異，以及可能的互動連結方式，也由此帶出許多驚奇和感動。但是在台灣一般類似「主題樂園」、「民俗村」式的文化活動中，這些焦慮、恐懼往往在定型化的情境和互動關係中被消除了。這種逃避現實的虛擬情境，一方面透過文化工業的操作，麻痺了主體的審美感受能力，同時背後經常隱藏著一種「有錢就是老大」的極粗暴的資本主義邏輯。和查爾斯泰勒、哈伯瑪斯等公民權理論家，所主張的以「相互主體性」為基礎的「公共領域」行動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