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土石流，從921地震發生後到現在，我已經看了不知道多少相同的報導，究竟台灣社會是少了什麼東西？總是一再重覆犯相同的錯誤。想起兩年前寫的一篇報告，將它做了一些修改，作為自己對今年七二水災問題的感想。




公共論述在台灣…

清華大學的李丁讚老師曾經在台社季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公共論述、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他從台灣的媒體對食物中毒事件的報導，去討論台灣社會的公共論述產生了什麼問題？他歸結出三點：一、缺乏當事人的參與，在整個論述中，完全都是受害者的狀況報導，或者政府官員的政策宣示，要不就是媒體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的批判。但是幾乎看不到，實際在從事餐飲、便當製作的從業人員或公司出來講話。地二、缺乏對規範操作細節的討論，不論是媒體或是政府官員，大都是對大原則、大方向的宣示。或者要求加重罰則，或者要求嚴格取締，但是對於實際餐飲業者在操作上的過程、環境，卻少有人去討論。這和前述的第一點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缺乏當事人的參與討論，因此整個討論都流於非常的道德化、感情化，就如同「八掌溪事件」一樣。但是對於第一線人員到底在現場會遇到什麼？什麼樣的機制在左右著？限制著他們的行動？而造成這樣的後果，卻少有人去作深入的分析。第三點，和第一點相關，整個討論完全缺乏對話，幾乎完全是官方和受害者一面倒的譴責和檢討，卻看不到有另一方出來提出自己的論述。整個論述完全沒有對話，只是單音的發言。李丁讚老師認為，沒有對話，就不可能產生深刻的反省，整個論述就只是在自說自話。

對話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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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丁讚老師所說的第一點、第二點還好，其實說穿了不過就是傳統左翼運動，喊了快一百年的『為人民說話』、『替人民發聲』。我們先不要進到，發言者是否有權力、權利為特定的群體發聲的問題，（我自己感覺台灣的問題根本還沒進到這個層次…）。我自己個人的經驗對第三點比較擔心--沒有對話。沒有錯，現在媒體的空間是越來越多了，連報上的民意廣場也是整天熱鬧滾滾，但是這些就表示我們的言論空間多元化了嗎？我總覺得很多論述都是單音的、或者是情緒發洩的，而不是針對某個論述；某個人進行持續的對話。看起來台灣的公共討論，還是比較停留在「不平則鳴」的層次，而非真正是不同立場、不同利益的團體的對化、衝突。

沈默做為一種武器….

從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我覺得他們很聰明。他們根本不參與對話，你盡量喊吧！說吧！反正我就是保持沈默，你能怎樣？久了你也累了。在參與九二一地震重建的過程中，我經常感受到這樣的情境。沒有錯，我們這些工作者開了很多會，受邀參與了很多討論，各個地方社區發了很多言，但是政府主管機關有提出任何對話嗎？沒有，要不就是道歉，要不就是抵死不承認、耍賴。其實我還真的希望整府機關能有人站出來，就老實承認，那些事情我們辦不到，為什麼？是那些行政上的機制？哪些法律上的規定，無法解套？可惜除了不停的造勢；八卦新聞之外，沒有任何對這些問題跟深入的討論。久了。許多和我一樣的朋友，也就感覺到累了！對各種媒體的採訪，也就愛理不理了，反正都沒什麼用嘛！！然後呢？社會也淡忘了，只等到每年九二一快到了，在行禮如儀做個「三週年回顧」、「關懷九二系列」…。

是多元對話還是心理治療

不過今年我還是接受了一個記者的採訪，我感覺就像是一年一度的心理治療，讓這些記者來聽我們發發牢騷、吐吐苦水，好累積繼續做下去的動力。訪問完後，我忽然懷疑起來，目前台灣報紙上狀似多采多姿的民意論壇、那些電子媒體上的各種CALL IN，會不會都只是一種心理治療。讓我們感覺到自己並不孤獨，感覺到還有人願意聽我說話，感覺到自己的話被媒體報導出來了。好讓每個人得到繼續活下去的動力。但是問題的癥結，對問題的思考其實沒有幫助。

是的，我們可以發願要替弱勢者說話。要進行對現狀批判的任務，但是如果對方不說話，不想和你討論，存心讓你自我消耗，累死你自己，你怎麼辦？

權力對比實力的迷思....

比較粗暴的來講，只要你的力量夠大，既得利益者就不得不和你對話。就像我以前常和人講的，如果有一萬人在總統府前靜坐，看中央要不要理你？不過問題是，弱勢者之為弱勢者，就是因為力量太弱嘛。如果弱勢者本身有能力，他就自己發言好了，幹嘛還要這些「批判性、公共性的知識份子」的介入？或者這樣討論下去，就會變成先不急著幫弱勢者打開論述上的空間，而是要設法先去組織他們，讓他們的力量變大。因此別忙著和人打筆仗，先趕快把拳頭（群眾人數）增加。但是這種「強者為王」的論述形式，其實不知不覺中帶著種「反智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的味道，我其實也不是很認同。但是對於台灣這些一直在不斷在低迷氣氛中受挫的「社運團體」而言，一點點的法西斯言論好像可以讓自己心情好過些，累積繼續幹下去的動力。（又是一種心理治療..）

「八卦化」：另一種對公共論述的解消

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更危險的是，是媒體對於討論的「八卦化」「戲劇化」。事實上也不見得台灣完全沒有具對話性的公共論述。但是即使有好像也很難持續進行對話、討論。譬如之前關於高中聯考考不考作文的討論，一邊是中研院許卓雲教授，一邊是導航文教基金會和青少年的觀點，兩邊各執一詞。各有各的道理。我後來和朋友在網站上討論，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討論的空間。但是媒體報不到三天，就沒再繼續做訪問、討論了。因為討論如果一直進行下去，就沒賣點了，誰要繼續報導呢？這點好像連歐美的狀況也差不多，以致於有位學者說：在報紙的政治版上根本看不到政治，只看到政治人物的作秀、造勢。看起來好像還真是這樣，試問台灣的政治新聞版，有什麼關於國家政策方針的討論呢？不過就是一堆政治人物的合縱連橫，權謀計算。這又有什麼公共性可言呢？這連哈伯瑪斯所批評的「資產階級化的公共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談不上，根本就是透過新聞的娛樂化、消費化、戲劇化，來把公共論述解消掉。無怪乎李丁讚老師會大嘆，台灣的社會總是一直重複在犯相同的錯誤，而不能從錯誤中學習、 進步。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透過論述、對話、討論而進行學習的機制嘛！！媒體關心你有幾個老婆勝過關心你提出的主張，關心你假日去哪休閒，勝過關心你對工時問題站在那個立場。

沒有答案的問題

在一個公共性幾乎不存在的社會，一個有心的知識份子要如何透過公共論述、政策辯論、社會批判來改變社會呢？還是有心的知識份子都必須要挽起袖子，進入草根，去組織群眾才叫做「有良心」呢？「知識」真的能夠改變世界嗎？對這些問題我都沒有答案。只能說指出一些現狀的問題，然後在自己的位置上邊工作邊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