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一時修王志弘老師的「空間理論與城市」時寫的報告，現在看來不論在書寫和思考上都有許多疏漏之處，不過資料倒是整理得還不錯。提供給有心人做參考。





一、 前言：
空間做為人類社會實踐的基本物質面向，同時又為人類的的社會實踐所決定。同時一個社會中的空間，也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穿透了無數當下的、過去的種種社會實踐的痕跡。而東勢本街的空間，雖然經過了九二一大地震的嚴重破壞，卻仍舊無法脫離於整個東勢和台灣社會的歷史之外。

二、 清代：從界外之地到原漢交易中心

2.1東勢地區開發史：

土牛界外

東勢鎮位於大甲溪上游沿岸一帶，係大甲溪上流流域的縱谷區，地處台中縣東北方，亦為台灣中部鄰接山界地區的一大聚落，故又稱山城。
東勢地區原為平埔族樸仔離社群五社中的大馬璘社的居住地，緊鄰泰雅族等「生番」的居住地。當時沿大甲溪一帶皆是茂密的原始林區，林產資源豐富，其中又有大量具高經濟價值的樟樹林。

清代時期東勢劃歸諸羅縣貓霧栜堡，雍正年間改隸屬於彰化縣東、西二堡。至乾隆年間，改隸屬于栜東上堡的東勢角街。相傳在雍正年間已有粵籍移民入墾，但是人數和開闢面積都不多，而且常和「生番」發生衝突、流血事件。官方有鑑於此，遂劃界禁止漢人入墾，同時以沙連溪為界，分為界內和界外。

清乾隆26年（1761）彰化知縣張世珍，派員於東勢對岸的樸仔籬社地區（今台中縣石岡鄉）築土牛溝，並立下有名的「土牛民番地界碑」，上書：「堪定樸仔籬處南北計二百八十五丈五尺，共堆土牛一十九個，每土牛長二丈底闊一丈，高八尺，頂寬六尺，每溝長一十五丈，闊一丈二尺，深六尺，永禁人民逾越私墾。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 彰化知縣張立」。

所謂「土牛」指的是築溝時挖出來的廢土，順序堆積在溝旁，因為從後方看起來很像一頭牛，因此稱做土牛，而做為界線的溝也就稱為「土牛溝」。東勢地區當時屬於土牛界外之地，在官方的認知上，此地屬於漢人居住地外的邊緣地區，為生番和野獸所佔據，一般人民不得越界私墾，否則處以重懲。

軍工匠寮越界採料

官方的禁令並無法阻止漢人的越界私墾。諷刺的是最先越界的竟還是屬於官方組織的「軍工匠寮」。西元1725年，清朝閩浙總督滿保奏請在台灣設立軍工匠寮館，在台灣採伐大木（主要是樟木）以製船料，由地方道臺協同監督。

雖然在清乾隆32年（1767）時，東勢地區尚非軍工匠寮採料區，當時彰化知縣還嚴禁匠人假借軍工民色，深入界外山場盜製私料。但是中部山區豐富的林木資源，還是吸引了軍工匠人的注意。在乾隆35年（1770）的七月，由軍工匠寮匠首鄭成鳳，率同小匠近百人進入東勢地區築造草寮30餘間，並由岸裡社番總通事奉令撥社番20餘名日夜守護。至此匠人私入界外活動日趨積極，甚至攜帶家眷，在此定居，人數達數千人，土地開墾有十餘張。原本的界外之地，現在匠人既可合法進入，連帶著官民勾結，私自進入界外開墾、抽藤、捕鹿、製樟腦者亦日益增多，漢人和泰雅族原住民（生番）間的衝突、糾紛遂層出不窮。但此舉亦開啟了日後漢人移民大舉開發東勢的先河。

清乾隆43年，粵籍移民開始大量進入東勢對岸的社寮角（今石岡鄉）地區開墾。當時居住在土牛溝附近的粵籍墾首劉啟東，派人越過大甲溪至東勢伐木開地，並在中嵙溪北岸築「上辛庄」（今東勢上新里、廣興里）還有「下辛庄」（今東勢下新里、粵寧里）。

開發初期三大聚落

清乾隆49年（1784）墾戶曾安榮、何福興、巫良基等人，正式申請開墾。以後後方聚落逐漸發展，形成匠寮庄、北片庄、南片庄三大聚落，為東勢開發初期三大聚落。到嘉慶年間已經形成人群聚集的街肆。

開發初期的三大聚落之一的匠寮庄，在今天東勢中寧里，顧名思義，為當初開發初期軍工匠寮聚集之地，又稱寮下或寮腳。因為匠人聚集，後來在此地興築了木匠業的守護神—魯班先師廟，香火鼎盛。

另外北片庄，顧名思義即位置在匠寮庄之北，在今天東勢北興里。後於道光至咸豐年間，因多次洪水為患，幾成廢墟。現今的聚落是在日據時代才形成的。

在匠寮庄之南的南片庄，則因為木材、樟腦的開採而日益繁榮。

這三大聚落都在東勢鄰近大甲溪的河岸平原上，彼此有一段距離。因為空間狹小，又懼怕原住民侵擾，因此房屋都交錯比鄰，街道成網狀交叉，有如迷宮。部分居於外圍的聚落，還設有槍眼、箭孔，以防範原住民。

當時的本街還只是緊鄰聚落旁的一塊高地，除放牧、耕作外，人煙稀少。今日東勢本街的東安里一帶，在清代俗稱牛屎坪，原為牧童放牛之地。但是隨著三大聚落人口日益增加，因此房屋、街道也逐漸向這塊河岸旁的高地移動。原本各有一段距離的三大聚落，也逐漸連成一氣。慢慢形成今天的本街。


2.2開發的背後動力：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的林產業

東勢地區平原面積狹小，加上鄰近「生番」居住地，時常有原住民侵擾，十分危險。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先民敢於冒著生命危險，越過土牛溝，進入這蠻荒之地開墾呢？

前面說過東勢的開發和軍工匠寮採伐木料有直接關係。但在官方木料採伐工作的背後，樟腦產業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才是吸引一波又一波漢人移民進入東勢開發的誘因。

樟腦在中國原為藥用植物，可以做為防蟲、燻香、製煙火之用。在1889年，樟腦一度做為無煙火藥的原料。1869年時賽璐珞塑膠發明，在1890年時，西方國家大量使用樟腦做為製作賽璐珞的主要原料，使得樟腦價格飛漲。在清代統治台灣末期，台灣和日本是世界上兩個主要的樟腦產區。甚至在1877年以前，台灣壟斷了世界的樟腦市場。其後因台灣「番」害嚴重，加上品質不如日本，樟腦壟斷權落入日人手中。但在1890年後，由於賽璐珞塑膠的大量使用，加上日本樟木砍乏殆盡，世界樟腦壟斷權又操於台灣手中。

當時台灣的樟腦經由廈門輸往中國大陸，或經由香港輸往歐、美、印度等國。這條樟腦貿易的網絡，使台灣在開發之初，就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連結上了。根據林滿紅的研究指出，在1860年代左右，台灣樟腦出口的價格為每擔8元到10元，到1890年後由於世界賽璐珞市場製造原料需要，價格飛漲至每擔30元，到1895年還上漲至每擔68.5元之譜，利潤頗豐。因此吸引了大批漢人冒著生命危險，進入原住民（生番）居住地區，越界砍樟製腦。

樟樹因其防蟲、耐水浸的特質，原先是清代軍工匠寮、軍工料館製造軍艦、戰船的主要材料。但是許多軍工匠人列用採伐木料之便，偷偷進入番界採樟、取腦，也是公開的秘密。彰化知縣還曾訓令，軍工匠人不得私入界外砍樟製腦，但是都無力阻止漢人越界私墾。

光緒13年，台灣建省，台中地區為台灣府附郭首縣，東勢則隸屬於台灣縣栜東上堡，並於東勢的巧聖先師廟設撫墾局，當時東勢就已是成為中部的樟腦、木材的集散中心，因在豐原之東邊，故稱「東市」，又名「東勢角」。日人治台後的「舊慣習報告」中也指出，東勢角地區居住戶數因為製腦者湧入而大量增加。

光緒14年有墾戶東勢角人林良鳳申請開墾沿山之野。申請核准後乃在承墾地區從開墾及製腦事業，其中又以製腦事業為最大。腦灶每月平均可生產40到50台斤，由林家公館收購，售予國外洋行輸出香港。可見當時東勢地區的樟腦生產已頗具規模。

2.2家族式政治管理

街庄自治組織

台灣開發初期，滿清對台灣並無積極治裡的用心，只是消極的希望不要落入反清者之手而已。同時掌管台灣的官吏對地方事務也不甚積極，甚至許多官員根本就視來台灣赴職為畏途，沒有在此長治久安的打算。除賦稅和治亂之外，其他幾乎是讓人民自生自滅，各項地方事務讓人民自理。清廷對台灣的統治，僅止於上層的廳、縣。在基層的堡、街等地方層級，完全是讓人民自理。

當時在台灣各地的街、庄等村落、組織的劃分，多半出自於自然形成，而非人為的劃分。同時由於官方力有未逮，因此各街庄都有自己的街庄組織，進行地方公共事務的管理、決定。根據戴炎輝先生的研究，清代台灣地區的街庄多為自然形成的組織，其領導者由人民推舉產生，官府並不規定其職權，聽任此等由街庄所推舉之領袖，依各街庄之慣例或莊規處理各庄之自治事務（諸如開路、造橋、築圳、建廟、約束庄民、調解糾紛等）。大體而言，當一個村落或街庄形成之後，就會有總理、董事、紳衿、耆老、義首、約長、或族長等地方領袖人物出現，負責處理地方上公共事務。官府雖然在各地設有地保、管事、或保甲制度的保正、甲長等，但對上述自治事務並無命令或監督權。

義渡會

我們可以從「東勢義渡會」的成立為例，來瞭解東勢地區街庄治理情形。

東勢地區由於鄰近山區，早期的交通為大甲溪所阻隔，在清代時期商旅主要透過渡船往來。由於船夫良莠不齊，時常有勒索船資等情事發生。在清道光14年間，有18名少女乘坐渡船渡江。因為船夫在船上調戲少女造成渡船翻覆，18名少女全部溺斃，造成地方上嚴重震撼，幾乎要釀成村鎮械鬥。後由當時的「樸仔籬堡」總理劉章職出面調停，將肇事的船伕，送官治罪。並連結幾位地方長老，組織「義渡會」，買下渡會田十餘甲，以每年的租穀充作義渡經費，雇船夫12人。從此大甲溪兩岸商旅往來順暢，不再有船夫勒索的情事發生流，彰化知縣知悉此事後，除了出資協助義渡會組成外，還頒贈「仗義恤鄰」牌坊表揚。

劉章職是石岡、東勢地區開發的先驅劉啟東的兒子，生於清乾隆60年，卒於咸豐2年。他在道光11年，被任命為「樸仔籬堡」總理。這個職務等於是直接繼承他父親的位子，由地方官員報請上級核備，再由官方「任命」。在義渡會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官方雖然已經注意到大甲溪來往商旅頻繁，但是連搭橋、設置官方渡口的經費和人力也抽不出來。必須由地方的領袖如劉章職等人出面，募集地方資源，由民間力量設置公共服務性的「義渡」。官方再予以名義上的肯定和褒揚。

如同黃宗智對清末中國民間「第三領域」的研究中指出，由於國家缺乏足夠資源、組織，來完成水力、賑災、地方防衛等各項公共事務。縣衙門往往必須尋求地方社區領袖（仕紳）的協助。而國家則給予這些仕紳動員上的合法性，（例如給予總裡的官職、頒贈牌坊表揚等），使其能動員地方資源進行公共建設。

傳統/奇理斯瑪型支配

這種地方街庄自治組織的運作，很明顯的不會是現代性下的理性型的支配關係，而和當時各村庄的社會組織模式密切相關。由於當時組成各庄的多伴是同姓村或自然村庄，成員間相互有血緣或地緣上的關係。因此街庄組織的領導，也就建立在這個同質性的社會關係上。如同劉章職繼承父職擔任地方總理一樣，各街庄組織的領導者多半為地方上年紀較高、見識較廣的長輩擔任。以傳統、或血緣的關係為連結的基礎，而缺乏現代意義下不同群體的對話的「公共領域」。決策的形成與其說是透過地方領袖間的討論，毋寧說是某種傳統或奇理斯瑪的支配類型用在決定。

2.4他者的恐懼：原漢關係

對早期開拓東勢的先民而言，原住民是個令人恐懼、不解的「他者」。面對這個無法溝通的他者，官方的作法是劃定界線，要求民番不得越界，保持兩邊的和平。但在龐大的經濟利益誘使下，這種劃分界線的作法完全失效。進入番界的漢人，選擇用武力來保護自己。乾隆43年劉啟東遣人進入東勢開闢時，遭到泰雅族的抵抗，傷亡數百人。因此在匠寮庄的前方設置20餘處的槍櫃，設置隘寮，由隘丁守護，做為防禦。才使得後方三大聚落逐漸成形。到嘉慶20年，官方解除了形同虛設的越界禁令，但是漢人墾戶為防止原住民（生番）出草殺人，還是投下大量資源於各地設置隘勇駐屯防守。

官方為了推展墾務，開始採取懷柔政策，先是以饒平人劉中立為番割（通事），與原住民族斡旋談和。最初在社寮角（今石岡鄉萬興村）設立「換番所」，和原住民交易山產。劉中立過世後又以薛華梅繼任通事，並致力和原住民媾和、締結盟約，但原住民殺害漢人事件仍時常發生。

但道光20年（1840）年，東勢地區各庄協同與附近各原住民族議和。同治5年，更組成和番機構「協安」，從此各社遵守和約，並由地方共同負擔番租報酬與公務經費。其後締結和約前後有數十次，在條件上不外乎設法約束民番兩方利害關係。漢人要求原住民不得任意殺人，損害農作物。原住民則要求漢人，在其地界內製腦、伐木、開墾時必先經通事交涉同意，並酬與相當的代價，始可入山。

「番害」的影響並非純然是生命、心理上的恐懼，還有經濟上的影響。根據林滿紅教授的研究，當時台灣的樟腦產業產量和價格極不穩定，除了日本的競爭外，內部最大的因素就屬原住民侵擾，影響樟腦生產。

雖然經過多次議和，不過「番害」還是不斷發生。官方甚至派兵進入山區鎮壓大甲溪沿岸的原住民聚落，但效果有限。台灣割讓日本前，仍有東勢地區腦丁（製作樟腦工人）45人，誤入原住民祭典區域，結果全數慘遭殺害的事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