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21 11:19:31解影
公共性三論--（三）社會運動（附參考資料）
三、 社會運動
1.法國學者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認為：「社會運動是某個階級的行動，它依一定的文化旨向，而處在相互的社會衝突中。這裡的階級，是根據它在挪用歷史質的方式中，也就是他在挪用投注（investment）、知識、倫理等文化模式的方式中是處於支配或依賴的方式來界定。而社會運動本身也依此而有所旨向。」（亞蘭杜漢，2002：205）「社會運動所涉及的，都遠遠不只是某種經濟利益與政治壓迫的工具問題，還涉及到社會利用文化資源與文化模式的方法問題」（亞蘭杜漢，2003：123）。在亞蘭杜漢的觀點中，社會運動發生的過程，是和「文化」密切相關的。而社會運動過程中的對立兩端，也是由對文化模式和文化資源的搶奪所確立，而非某種先驗性的社會關係的再現。
2.亞蘭杜漢對社會運動的觀點，或許可以透過葛蘭西關於「文化霸權」和「常識」（common sense）的關係，以及杜威關於提升公眾的「社會性智能」的討論中得到說明。
葛蘭西在其著名的「獄中札記」說：「任何一種歷史的行動只能由『人的集體』來完成。這一點預定要達成一種『文化—社會』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之下追求各種目的的分散願望在同樣的和統一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為了同一個目的而結合在一起。正因為這一切都會是這樣發生的…關於集體製造同樣的文化『氣候』的一般問題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因此「每一種『文化霸權』的關係，必然也是教育的關係」（葛蘭西，1988：31-32）。作為一種教育關係的文化霸權，其「教育」不是催眠式的概念灌輸，而是一種「文化氣候」的塑造。透過「文化氣候」的創造才能把各個不同目標、利益的個人和集團，連結在統一的世界觀之下，產生具有改變歷史力量的「集體」。
3.「…對杜威而言，智能的作用即是在過去的習慣、制度和信仰與新的情境之間建立一個利於工作的關連，智能不管在它自身、它的起源與發展、使用與效果，各方面都是社會性的。智能不是內化於心靈中的某個固有質地（例如理性或IQ），僅為秀異個人所擁有，而是為了改造環境而存在的有定向性的操作，因此智能包括探知與行動這兩大構成要素。」（趙剛，1994：53）近似於葛蘭西，在這種智能的定義中，關於知識的想像，也不再是概念的灌輸，而是一種身體化的知識：「知識不再是指出問題說明問題而已，而是要具體地結合行動，將知識的標的和人的情感、意志、慾望、行動關連起來」（前揭書：.73）同時並具體的和個體所存在的社會情境及面對的問題相連結：「把個人的親身感受與信念和公共議題拉在一起的能耐即是杜威心目中的智能」（前揭書：74）。對於杜威而言，克服當前民主政治嚴重的「公眾的萎縮」問題，其藥方之一就是要設法提升「公眾的社會性智能」。
4.綜合亞蘭杜漢、葛蘭西、杜威的觀點，我們可以這樣看待社會運動，即社會運動不單是為了奪取某種資源的鬥爭，它其實更是一個「基進教育」的過程。但和一般學校裡靜態的教育不同，這是一種動態的教育。它具有某種針對性，是為了克服某個對立面，而不斷進行集體反思、批判、實踐的過程，而非是個單一的、抽象的學習。
5.丘延亮在其針對香港JWM成衣廠罷工事件的分析中，具體說明了發生在社會運動中的「基進教育」過程：
「JWM的工人們在一旦自身受到歧視—被拒付關廠年資補償—這件事被意識到後。他們即極力試圖”想搞清楚”（figure out）他們面對的景況，這個”想搞清楚”可絕不只是一個單向的”覺知”（cognitive）。這個過程包含了不同的指向性（directionalities），也躲不開各式各樣的顛覆和挑戰。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勢力和不同的定位間，持續的在進行著往復抗爭和拉鋸戰。」
「種種”符號”（sign）和”意象”（image）一再被發明，被囊括（appropiate）。它們取材於”傳統/文化”倉庫裡的陳貨散件，被匠心獨具的”拼湊”（brigolage）成新的武器和彈藥。」（丘延亮，1992：113）
6. 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在其所著的「社會運動概論」一書中（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2002。苗延威譯），提出了對於社會運動分析的四個層次：
（1）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共同信念和集體認同產生的過程
（3）社會組織與社會網絡
（4）使抗爭事件得以發展成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前揭書：24）
7.沿著前述從公共性，從屬-次公共領域，到治理性，基進教育的脈絡，我略為調整了一下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的分析架構，形成下列五個觀察分析社會運動的層次：
（1） 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 運動中提出的論述內容以及建構的過程，這涉及到D/M二氏所說的集體認同的產生過程，但我們更可以用治理性的觀點，去分析產生論述所需要的概念和程序，以及背後的思考和問問題的方式。
（3） 運動施為者（agent）為反抗宰制者，所採取的各種策略和行動。必須注意到的是。這些策略的發明和使用，都必須放在兩方對招，互動，不斷針對對方反應進行自我調整的過程中來觀察。也是一個在「從屬-次公共領域」和「主要公共領域」來回辯證的過程。
（4） 一系列在「從屬-次公共領域」中發生的基進教育、對話過程，還有各種李丁讚/林文源所稱的「組織技術」的實踐：「各種造成、維持組織現象存在的具體操作、編排事物的方式。這些技術因各個不同的事件、時空脈絡及意欲達成的效果而異….在此「技術」的用法指的是各種對事物、身體的具體編排、操弄的方式，在此過程某些事物、知識，甚至身體、心理狀態作為其效果會被生產出來。」（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66）。透過這一系列的實踐，運動的施為者及其施為能力被創造出來。
（5） 使以上討論的論述建構、還有主體化實踐、組織技術實踐得以成為可能，得以產生效果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
參考資料
王錦堂，1995，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東華書局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3，〈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理查森涅特 （Richard Sennett），1995，觀看的城市 ，王志弘譯，選自《空間與社會理論》
哈伯瑪斯（哈貝馬斯），1999，《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簡體字），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
夏鑄九，1997，〈重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刊於「身分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牛津
趙剛，1994，〈甚麼是「民主」？甚麼是『公共』？杜威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4年3月
李丁讚，1997，〈公共論述、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對『食物中毒』現象的一些觀察〉，台社季刊第25期，1997年3月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台社季刊第38期，2000年6月。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社季刊第52期，2003年12月
王志弘，2003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台社季刊第52期，2003年12月
德雷福斯與拉比諾，1992，《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錢俊譯，曾慶豹校閱，桂冠圖書，1992年5月初版一刷。
亞蘭杜漢，2002，＜行動者的歸來＞，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台北：麥田出版
亞蘭杜漢，2003，＜我們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
安東尼奧‧葛蘭西，1988，《獄中札記》，中譯者不詳，谷風出版社
丘延亮，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十三期
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2002，＜社會運動概論＞，苗延威譯，巨流出版社。
丘延亮，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十三期
英文部分
Focault Michel,1991,”Governmentailty”in Focault,Culture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eds. G.Burchill et al,pp 87—104
Bennett Tony,2003,”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 in Focault,Culture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eds.
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1996 fourth edit ,the MIT Press
Chiu Yen Liang ，1991，＜The moral political of industy conflict in muli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 a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唐山
1.法國學者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認為：「社會運動是某個階級的行動，它依一定的文化旨向，而處在相互的社會衝突中。這裡的階級，是根據它在挪用歷史質的方式中，也就是他在挪用投注（investment）、知識、倫理等文化模式的方式中是處於支配或依賴的方式來界定。而社會運動本身也依此而有所旨向。」（亞蘭杜漢，2002：205）「社會運動所涉及的，都遠遠不只是某種經濟利益與政治壓迫的工具問題，還涉及到社會利用文化資源與文化模式的方法問題」（亞蘭杜漢，2003：123）。在亞蘭杜漢的觀點中，社會運動發生的過程，是和「文化」密切相關的。而社會運動過程中的對立兩端，也是由對文化模式和文化資源的搶奪所確立，而非某種先驗性的社會關係的再現。
2.亞蘭杜漢對社會運動的觀點，或許可以透過葛蘭西關於「文化霸權」和「常識」（common sense）的關係，以及杜威關於提升公眾的「社會性智能」的討論中得到說明。
葛蘭西在其著名的「獄中札記」說：「任何一種歷史的行動只能由『人的集體』來完成。這一點預定要達成一種『文化—社會』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之下追求各種目的的分散願望在同樣的和統一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為了同一個目的而結合在一起。正因為這一切都會是這樣發生的…關於集體製造同樣的文化『氣候』的一般問題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因此「每一種『文化霸權』的關係，必然也是教育的關係」（葛蘭西，1988：31-32）。作為一種教育關係的文化霸權，其「教育」不是催眠式的概念灌輸，而是一種「文化氣候」的塑造。透過「文化氣候」的創造才能把各個不同目標、利益的個人和集團，連結在統一的世界觀之下，產生具有改變歷史力量的「集體」。
3.「…對杜威而言，智能的作用即是在過去的習慣、制度和信仰與新的情境之間建立一個利於工作的關連，智能不管在它自身、它的起源與發展、使用與效果，各方面都是社會性的。智能不是內化於心靈中的某個固有質地（例如理性或IQ），僅為秀異個人所擁有，而是為了改造環境而存在的有定向性的操作，因此智能包括探知與行動這兩大構成要素。」（趙剛，1994：53）近似於葛蘭西，在這種智能的定義中，關於知識的想像，也不再是概念的灌輸，而是一種身體化的知識：「知識不再是指出問題說明問題而已，而是要具體地結合行動，將知識的標的和人的情感、意志、慾望、行動關連起來」（前揭書：.73）同時並具體的和個體所存在的社會情境及面對的問題相連結：「把個人的親身感受與信念和公共議題拉在一起的能耐即是杜威心目中的智能」（前揭書：74）。對於杜威而言，克服當前民主政治嚴重的「公眾的萎縮」問題，其藥方之一就是要設法提升「公眾的社會性智能」。
4.綜合亞蘭杜漢、葛蘭西、杜威的觀點，我們可以這樣看待社會運動，即社會運動不單是為了奪取某種資源的鬥爭，它其實更是一個「基進教育」的過程。但和一般學校裡靜態的教育不同，這是一種動態的教育。它具有某種針對性，是為了克服某個對立面，而不斷進行集體反思、批判、實踐的過程，而非是個單一的、抽象的學習。
5.丘延亮在其針對香港JWM成衣廠罷工事件的分析中，具體說明了發生在社會運動中的「基進教育」過程：
「JWM的工人們在一旦自身受到歧視—被拒付關廠年資補償—這件事被意識到後。他們即極力試圖”想搞清楚”（figure out）他們面對的景況，這個”想搞清楚”可絕不只是一個單向的”覺知”（cognitive）。這個過程包含了不同的指向性（directionalities），也躲不開各式各樣的顛覆和挑戰。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勢力和不同的定位間，持續的在進行著往復抗爭和拉鋸戰。」
「種種”符號”（sign）和”意象”（image）一再被發明，被囊括（appropiate）。它們取材於”傳統/文化”倉庫裡的陳貨散件，被匠心獨具的”拼湊”（brigolage）成新的武器和彈藥。」（丘延亮，1992：113）
6. 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在其所著的「社會運動概論」一書中（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2002。苗延威譯），提出了對於社會運動分析的四個層次：
（1）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共同信念和集體認同產生的過程
（3）社會組織與社會網絡
（4）使抗爭事件得以發展成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前揭書：24）
7.沿著前述從公共性，從屬-次公共領域，到治理性，基進教育的脈絡，我略為調整了一下Donatella della Porta和Mario Dian的分析架構，形成下列五個觀察分析社會運動的層次：
（1） 社會運動呈現出來的衝突，以及這些衝突的結構基礎
（2） 運動中提出的論述內容以及建構的過程，這涉及到D/M二氏所說的集體認同的產生過程，但我們更可以用治理性的觀點，去分析產生論述所需要的概念和程序，以及背後的思考和問問題的方式。
（3） 運動施為者（agent）為反抗宰制者，所採取的各種策略和行動。必須注意到的是。這些策略的發明和使用，都必須放在兩方對招，互動，不斷針對對方反應進行自我調整的過程中來觀察。也是一個在「從屬-次公共領域」和「主要公共領域」來回辯證的過程。
（4） 一系列在「從屬-次公共領域」中發生的基進教育、對話過程，還有各種李丁讚/林文源所稱的「組織技術」的實踐：「各種造成、維持組織現象存在的具體操作、編排事物的方式。這些技術因各個不同的事件、時空脈絡及意欲達成的效果而異….在此「技術」的用法指的是各種對事物、身體的具體編排、操弄的方式，在此過程某些事物、知識，甚至身體、心理狀態作為其效果會被生產出來。」（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66）。透過這一系列的實踐，運動的施為者及其施為能力被創造出來。
（5） 使以上討論的論述建構、還有主體化實踐、組織技術實踐得以成為可能，得以產生效果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
參考資料
王錦堂，1995，大學學術研究與寫作，東華書局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3，〈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理查森涅特 （Richard Sennett），1995，觀看的城市 ，王志弘譯，選自《空間與社會理論》
哈伯瑪斯（哈貝馬斯），1999，《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簡體字），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1月1版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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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丁讚與林文源，2000，＜社會力的文化根源：論環境權感受在台灣的歷史形成；1970--86＞，台社季刊第38期，2000年6月。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社季刊第52期，2003年12月
王志弘，2003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台社季刊第52期，2003年12月
德雷福斯與拉比諾，1992，《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錢俊譯，曾慶豹校閱，桂冠圖書，1992年5月初版一刷。
亞蘭杜漢，2002，＜行動者的歸來＞，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台北：麥田出版
亞蘭杜漢，2003，＜我們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
安東尼奧‧葛蘭西，1988，《獄中札記》，中譯者不詳，谷風出版社
丘延亮，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十三期
Donatella della Porta/Mario Diani，2002，＜社會運動概論＞，苗延威譯，巨流出版社。
丘延亮，1992，＜通識、另類現實觀與社會抗爭＞，台社季刊第十三期
英文部分
Focault Michel,1991,”Governmentailty”in Focault,Culture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eds. G.Burchill et al,pp 87—104
Bennett Tony,2003,”Culture and Governmentality” in Focault,Culture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eds.
Nancy 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1996 fourth edit ,the MIT Press
Chiu Yen Liang ，1991，＜The moral political of industy conflict in mulitional corporations located in Hong Kong : a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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