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最終將歸往何處？有沒有一條道路，指往各家持筆言志之人，縱使初始殊途、終要並肩同歸的宏大方向？小說家黃春明顯然早早的便牢握此道。他的小說始終緊貼腳下土地，雙目凝視世間各種人物，不論是《兒子的大玩偶》中那（在精神上）無能卸下小丑妝彩的父親，《鑼》中為時代巨輪無情拋在身後的憨欽仔，《看海的日子》中柔韌而堅毅的妓女白梅，《青番公的故事》裏那親手緊攫最後一塊家土碎片的青番公，《放生》裏那群孤踞鄉村農家、為世所忘也逐漸忘世的老人們；以及《等待一朵花的名字》裏戀人般親暱親愛的宜蘭的故鄉風土……真實血肉的故事，人的故事。在黃春明的視野裏，那雙流轉見證台灣文學一甲子的銳利眼光，始終聚焦生存與駐留的土地，和一雙雙走過野泥與馬路的足迹。

閱讀黃春明的小說，彷彿讀着台灣文學史的大題旨——「鄉土」。這位寫實派小說家，逾半世紀以來，始終注視着庶民的生活悲歡與人性中的殘病溫美。對土的關懷、對鄉的眷戀，在寫小說、拍電影乃至於日常的路上、車上，黃春明思索、凝駐者，始終與他心中的家鄉深深牽纏，如藤偎樹。數十年創作長路，黃春明依照本色一路行來，年逾八十高齡的他，一頭不馴銀髮，言談間仍像個羅東少年。基因裏那股挾泥沾土的鄉野性子，未曾被台北都市的複雜現實馴服，反而野得更兇！拍過廣告、紀錄片也寫過廣播劇，後來拍電影、寫戲劇、寫童話劇更愛玩玩具，比起其他純文學作家，黃春明無疑是一名引人側目的異數、作派響亮的玩家，令人不禁想問，一直以來，黃春明究竟在想什麼？「『鄉土』啊，『後現代』啊，其實我都沒放在心裏面。」對於鄉土文學這塊大招牌，黃春明這麼說了：「對文學來說，創作才是第一要務，而創作首先得認同自己的故鄉。如果我出生在台北，我寫台北也是寫鄉土，無論是泥巴田或是水泥高樓，自己生長的地方就是鄉土。」

如同心理學家榮格所主張的：人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對自己出生地的認同情感，黃春明說，「鄉土」簡單來說便是人對土地的情感，往外衍生，則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以前凡發生戰爭時，農民便被軍隊徵召上戰場，每個人民都身兼士兵，人們隨時都在準備保衛自己的家鄉，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土地的意義便不能用財富來計量，而是以感情為單位。但在現代社會裏，人和土地的聯繫非常薄弱，土地不會告訴人們該如何去留，回鄉或離家，都是個人的選擇，土地僅能沉默地在原處守候；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正是土地給予我們的一種寬容的愛。」

我輩生長之處即「鄉土」

有土斯有人，有人處就有故事，黃春明筆下的小說風景，皆取自這片他熟悉不過的家土：「寫小說就是說故事，說故事最重要的則是叙事，如果要寫某人的生活過得如何辛苦，堆砌大量的形容詞是不必要的，寫小說應該做的，是透過小說叙事來呈現事件的細節、人性的深度。」黃春明說道：「為什麼我小說中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因為我自己就是小人物出身。對我來說，寫這類人就像在寫自己的生活。」

黃春明的小說一貫地關注人們生存的狀態、依活的現實，在六○年代的台灣，此種選擇必然將承擔某些風險甚至危險。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曾說，為了黃春明《把瓶子升上去》這篇饒富政治影射的小說要不要刊登，就讓她煩惱了好一陣子。寫作路線的選擇，該歸於小說家天生反骨？或其實是某種有意的作為？「我的小說都和當時社會環境或親身經驗有關聯，《莎喲娜啦．再見》、《蘋果的滋味》是寫地方的事態，同時也是講國際性的問題；至於《把瓶子升上去》寫到一群人喝酒喝得茫茫忽忽，跑去升旗台把國旗解下、綁上酒瓶，青天白日旗象徵當時的政權，而個人在時代裏是這麼渺小無力，什麼能代表我自己呢？只有那隻空瓶子，高懸空中的瓶身，就是彼時代空虛的象徵。」他補充：「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就以喝酒解悶，然後把空酒瓶升上國旗杆，以示空虛苦悶。」

黃春明筆下那輾轉求生於現實夾縫的人情百態、從普通人身上噴湧出的大悲歡，讀來字字切膚、恍若親歷，銳利而充滿憐憫的筆鋒，源於身而為人的一份同情共感：「人先要擁有同理心，才能懂得他人的心情和想法，這是文學成立的前提。」黃春明舉《看海的日子》為例，這篇將妓女的生活和性格描寫得扣人心弦的鄉土小說也曾遭受質疑。「有人說：一個回鄉的妓女竟然受到鄉親歡迎，是很不合理的。為什麼會有這種看法？因為缺乏同理心！一個女孩子被賣去火坑，她的犧牲很可能便讓弟弟妹妹念書上學，甚至能夠改變一家人的生活，這是鄉下地方特別的人情。」黃春明一拍腿、定了案：「什麼是文學？文學就是人寫出來的東西！全世所有各種不同膚色的人，其人性是一樣的，所以各國各地方的文學，全可以翻譯過來，翻譯過去，都可以通的。甚至於寫人以外的動物之類，將牠擬人化之後，連小孩子也看得懂、聽得懂。文學就是寫人，刻劃人性。」

像黃春明這樣的人，可能注定要做很多很多事，他賣過便當，寫過劇本，搞過廣告，拍過電影，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刊時，黃春明與妻子林美音也來到台北，和尉天驄、王禎和、陳映真、施叔青、劉大任等當時的年輕作家、編輯，以「明星咖啡館」為據地，開啟了台灣現代文學的一段盛况。

台灣現代文學的各種實驗、書寫、思潮與辯論如火如荼開展，但初到台北的夫婦倆得先張羅生計，儘管蠟燭兩頭燒，黃春明從不擱筆，常將年幼的長子黃國珍挾去明星咖啡館，寫稿、開會、換尿布在同一張桌上解決！憶起年輕歲月，黃春明和妻子林美音一人一句，往事從暮色間歷歷浮現——「那時候在銘傳大學，士林中學門口賣便當，王禎和太太在士林高中教書，常常熱心地來捧場。那時候便當盒子還是鋁做的，我們騎摩托車整批載去賣，賣完之後回收、洗乾淨第二天才能繼續賣。一個便當才賣六塊，還得炒米粉、配菜式，後來生意太好，學校教官告訴我們，福利社抗議我們搶它生意！索性收攤了。」老伴林美音接口：「我每天洗便當洗到凌晨兩點，他則在旁邊寫小說。」黃春明不住點頭：「那時我正在着手寫《鑼》，我們住在一間古厝後面最小的一間房，那每天得擠在廁所旁，才騰得出一點空間寫作。」

一九七○年代，黃春明製導台灣紀錄片，開啟了紀錄片的影像新語言，更是影史經典之作，其起源竟只因小說家的一念之動：「有一次，我搭公車去木柵找尉天驄，那時候的興隆路，兩旁全是稻田。我聽見旁邊有個北一女畢業的女生問『這些是什麼草？』我想：這麼會讀書的孩子，竟然沒看過稻田！當下我就萌生了拍本土電影的念頭。後來我向電視台提議，拍攝一部介紹台灣的紀錄片，我用的機器是瑞士和法國的戰地攝影機，完全摔不壞。拍出來自己覺得不夠好的鏡頭全部剪掉，光膠卷就花了很多錢！那時我家冰箱一打開，裏面沒吃的，都是底片！」

在美國的日子如何過

談起當年「土法煉鋼」拍電影的經驗，黃春明語氣充滿驕傲，「後來我自己籌措資金，花錢拍了六部片子，台灣第一次在電視上放紀錄片的人，就是黃春明」。一九七二年，黃春明準備拍一系列認識台灣的紀錄片，全年騎機車跑片台灣蒐集資料，拍了許多照片和作了許多筆記，隔年才在中國電視公司，台灣才開始有了自己的系列紀錄片「芬芳寶島」，系列首作《大甲媽祖回娘家》就是黃春明的作品：「原先計劃每周一部，一年五十四部片子，片名也都列出來了。從這一點上來看，就知道我有多外行，那是做不到的事。後來就割分給其他廣告公司分擔完成。那時連成本也不會精算，把家裏的一點點積蓄都賠光了。」

日子過得辛苦，黃春明仍然不改脾性，凡涉及原則絕不妥協，「聶華苓曾四次邀我去愛荷華國際寫作班，我都拒絕了，她對我說：黃春明你耍大牌呢！那時候許多作家去了美國，回來好像身上鍍金似的，我實在看不慣，只是想讓她知道，也有人是不願意去的，雖然心裏面其實很想去」。

黃春明補充：「那時候聶華苓每年都會為這個寫作班選取台灣的作家參加，所以她一回來有很多作家就像迎媽祖迎她，送禮的送禮，請吃飯的請吃飯，後來被邀請回來後的有些作家，在自己的名片上加印幾個字：『曾參與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班』之類的文字，還有寫一些文章或是演講，他總是不會忘記提到『我在美國怎麼怎麼……我跟波蘭的詩人，阿根廷的作家怎麼怎麼……』我很不喜歡這種奉迎和炫耀，所以聶華苓有過四次的邀請，我都婉拒了；其實我內心裏也很想能夠出國一趟。」黃春明形容當年赴美不是易事，最終應邀出席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有其他因由：「一九七六年另有一個基金會邀請三個月赴美。反正電影拍出來全都賠錢，我乾脆就去舊金山，期限到了之後，對方問我有沒有興趣待久一點，我告訴他們自己在拍紀錄片、很想要一個執行團隊，對方看了我拍的《貝貝劇場｜｜哈哈樂園》，之後非常驚豔，於是我又去了加州聖地牙哥，前前後後總共待了一年吧！這一年我學會了自己剪頭髮，一般去外面剪，一次要花五塊美金！」黃春明在美國各地一口氣完成了幾件事。而《貝貝劇場》是杖頭木偶戲，一共寫了九十四集：「企劃這個偶戲的動機是，當時台灣電視每天中午有傳統式的布袋戲，收視率極高，因為只有它是使用台語方言而頗受歡迎。可惜的是打打殺殺；每次捱打的人都被打到吐血。對方故意問他怎麼了？捱打的人為了面子，就回答說沒了，我在吐檳榔。有一天我生病吐得很厲害，五六歲的孩子在我身邊，他說爸爸你要吐血吐很多哦，像吐檳榔一樣。由這件事才發現小孩子觀賞的戲劇十分重要，所以才向中視提出貝貝劇場哈哈樂園的計劃。」

總是在拍台灣的故事、家鄉的故事、別人的故事，黃春明是否曾動念將鏡頭對準自己、親口說人生的故事？「《他們在島嶼寫作》曾經問我要不要拍紀錄片，我記得那次首先是邀我跟白先勇、周夢蝶、楊牧，不過我婉拒了，我導過的片子算不少了，但我到現在都不敢擺導演架子，可是有人一坐上導演椅就顯出派頭來，我不太欣賞。」

黃春明說：「如果真的要拍黃春明紀錄片，應該詳實地拍攝出我年輕時怎麼使壞、翹課、輟學、打架，後來拚命地工作、寫作，所以，這其實不應該是黃春明的個人紀錄片，而是關於浪子回頭的故事。對一名浪子來說，每個相遇的人都是貴人，一句話可能會改變人的一生。」

鄉土文學論戰背景

大概被問過無數次同樣的問題，提及鄉土文學論戰，黃春明擺擺手：「很無聊啦！」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學季刊》在台北創刊，黃春明和尉天驄、王禎和、陳映真、施叔青、劉大任等，以明星咖啡館為據地，寫作、討論、實驗與實踐他們的文學夢想。一九七七年，余光中一篇《狼來了》掀起鄉土文學論戰，論戰之浪從文壇打到政壇，黃春明與王拓、楊青矗、陳映真、王禎和等人成為論戰焦點，時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詩人瘂弦也捲入其中，直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國軍文藝大會」上，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一席「愛鄉土」的演說，才為這場論戰畫下休止符。「也不能說『無聊』啦，畢竟到處都有好人跟壞人，好人多、壞人也多。」談起事情，黃春明大抵總持着一種凌駕於細節之上的史家態度：「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最怕寫實主義文學，那時後台灣也窮，這麼窮要寫什麼？當然是寫工人、農人的生活，簡單來講，就是怕臭屁股被人看到。」

從如今的各種華文文學獎，可以觀察出寫實主義的復興現象，得獎作品中屢見以社會議題、地方書寫者。但對於習慣活在虛擬的資訊土壤上，比起當面交談更嫻熟臉書交鋒，比起前代作家擁有的鄉土經驗，生長於現代都市的年輕世代，對網路媒體的熟悉度遠超過鄉鎮人事，相對於傳統的鄉土文學，當代的年輕作家們該如何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新的鄉土」？「在農村社會，沒有多餘的錢消費，每件事情都自己來，生活中充滿了勞動和動作，反映在語言和日常談話裏，動詞明顯多過名詞，光是拿一把刀子，就衍生出各種動詞來：剁、拍、搧、劈……等等，但現在情况相反了，廣告裏每天向我們推銷新鮮名稱的產品，名詞變得愈來愈多，最後只剩下一個動詞：『買』——這是動詞的魔鬼！一直買下去，人跟自然、土地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人心愈來愈苦悶，現代主義便專門描寫這種狀態，台灣以前是沒有這種現象的，是某一批人讀了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之後如法炮製，這種情况屬於『橫的移植』。」黃春明說：「在鄉下，人與人互相都存在關聯，因為彼此多少都認識，所以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幹壞事，但在都市裏，所有人都是陌生人，誰也不認得誰，犯罪率便提高了。如果要寫現在的鄉土，應該把這種現代都市現象也寫出來，包括犯罪率和外來移民的問題，才能反映出社會改變的實貌。台灣的新住民有六十萬人，這些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還有外勞在台灣，他們生活中的矛盾、階級與人性的傾軋……我認為，必須包括了這些內容，才能創造出『新的鄉土』。」

淌過各種思潮與辯戰，台灣文學曲折浩蕩行至今日，寫作者難免有時憂心：在這個貪圖速度與實績、缺乏耐心且不甘沉默的時代，寫作這門傳統技藝之美似乎愈形乏人聆賞，純粹的文學日後又將走往何處？

「消費社會的流行常常在變，今天流行迷你裙、明天便流行魚尾裙；小說家不應該跟流行，只能跟着時代前行。」黃春明說：「人活着，有身體的需求，有精神的需求，肚子餓了得吃米飯，這是身體的需求。我覺得小說就像米，我們讀小說，是因為精神需要營養，稻米是不分雅俗、老少咸宜的，小說就該如此。」

在苦悶的時代更要繼續寫作

提到香港，在地意識的興盛在近年的香港作家筆下尤其明顯，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的催化，種種「被消失」與「被道歉」，是否就像當年戒嚴時期的台灣？現實如此，人心淒苦，作家若有時代的使命，又該怎麼寫？該寫什麼？「作家跟他的鄉土是最有關係的，現在的香港，應該是寫作題材最豐富的時代，但我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能說出什麼道理呢？我想香港現在是很苦悶的，動不動就有言論審查、有政治的壓力；社會、家庭、經濟各方面的條件，讓年輕人生活得很辛苦，但也就是這樣的時候，文學能擁有最多的材料去發揮。」

無論善惡，總歸生活，落地為現實，文學便從此類大命題中衍出：「如果我出生在今天，可能也不太知道該怎麼寫小說，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比較有限，如果對人的理解、同理心不夠，寫出來的東西就不會感人了。但如果同理心夠強，對人性的理解夠深，單單是說一個故事，就能深深地打動人心，不一定非要寫成書。」思量片刻，黃春明向我們托出一個故事：「大約六年前，某家醫院聯繫我，表示院中的某位病人希望能跟我見面，我本來以為是醫療議題，去了之後發現，這名病人是我的小說讀者，原本是個木匠，因為癌症末期住院，我們見面時，他已經瘦得整張臉凹了進去，他對我說：黃先生，我從前讀過非常多你的作品，可是你好像很久沒寫小說了。接着，他如數家珍地一本本點名自己讀過的我的小說，讓我非常感動，我告訴他：我正在努力寫一部長篇，你要等等我。他淒然地望着我說：黃先生，來不及了，我等不到了。這次談話後，過了兩周，人就走了。」

可能如同尼采的活存之美學（aesthetics of existence），藝術建基於生活，也因此擁有解放現實的力道；所有的悲劇與創傷，最終將回頭療癒我們自身：「有次我去桃園高中演講，結束後，一個女孩子過來塞給我一封信，要我回家讀。信裏寫道：你的小說救我一命，兩年前我讀了《國峻不回來吃飯》之後，哭着告訴爸爸我不會再傷害自己了。」黃春明記得她說自己曾割腕三次。

詩中「永遠在那裏」的那個位子，是父心永恆的空缺，而人生，有時也許就像一張椅子，在長長的時間中，有的人離開，有的人入座；有人僅僅暫時歇息，有人起身後不曾返回。某些事情發生，那無從閃避的撞擊或使我們的心徹底破碎，胸口的空缺再也無法復原，但是，隨時間流逝，從某處悄悄長出了新肉，正無聲而緩慢地、一點一點地填補那窟窿。

若你恰巧坐了這張椅子，一切也許就從寫作開始。

文：崔舜華

文學．後記﹕那陣搖動一切的風

人物攝影：蔡琳森

統籌：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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