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社的創辦人新島 襄，抱持宗教救心醫學救人的理想，創校之初即規劃著理工、宗教、醫學等系所。1887年由具有醫生資格的傳教士，設立了同志社病院‧京都護士學校，開始為京都的百姓診療以及將來的醫學系所奠基。新島襄去逝之後，同志社與美國海外傳道委員會，為了傳教士的宿舍歸屬問題產生摩擦，結果愈演愈烈！導致仰賴外籍醫師、教師的醫院、護士學校無法繼續經營下去，不得已只好在1906年結束了這項神聖的使命。不過，台灣的留學生經由同志社的教育薰陶，日後升學考進醫學系所的則大有人在，並且成為一代良醫的更不乏其人。～摘自《同志社台灣校友流芳錄》「同志社醫界校友」篇～

  在戰前750餘位同志社台灣留學生當中，後來考進醫學院系就有百餘位的男、女畢業生從事醫療的工作，更有14位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廖溫仁、劉清風、陳嘉得、黃文苑、高天成、陳嘉音、盧萬德、李克承、林澄沐、蔡飛龍、吳基福、吳基生、王義雄、江宗裕)。而最為重要的是，這幾位獲得博士學位的校友，幾乎都生長在基督教家庭裡有著堅定的信仰。

  同志社設立醫學院的夙願雖然未獲成功，可是台灣的校友們，經由同志社中學的就學，取得了認定學歷的資格(當年日本政府未承認淡江、長榮中學的學歷)遂能繼續未竟的學業並且考取醫學院系，真可說是小留學生史可觀的一種現象！

  新島 襄在創校15年後的1890年去世，已不再擔任女子學校老師的新島八重，該年加入了日本紅十會成為正式會員，後來的日清(甲午、1894/7---1895/3)日露(日俄、1904/2---1905/9)兩戰爭時，她帶領「篤志看護婦人會」20餘名的會員，自願前往廣島、大阪等傷兵後送的醫療基地擔任護士工作，年齡已至知命之年(1845年生)的她協助醫療救助工作，因此被譽為是「日本的南丁格爾」。

  台灣光復後，同志社台灣校友有多人也參與各縣市的紅十字會，如台灣第一位畢業於美國醫學院的劉清風，是紅十字會台南支會的會員，新竹第一位博士的李克承，任紅十字會新竹縣支會會長，實業家亦是慈善家的郭鼎順，是紅十字會台中支會會長，著名眼科醫師的吳基福，為紅十字會高雄支會會長。

  關於此，不敢說是新島八重對後輩校友有何程度的影響，倒是當時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時空背景，對於集會、結社、遊行的重重限制下，紅十字會，能夠貢獻己力奉獻所學的團體，這些傑出的校友投身社會服務工作，倒是不足為奇了。

  二戰後的日本，1979年琉球大學成為最後允許設立的醫學科系後，日本政府考慮到供需兩平的原因，自此大學院校不再設立醫學科系，因此同志社只能空想而無法籌辦。

  不過，這三十餘年來的發生問題是，許多的醫生不願到偏遠地區行醫，導致地方醫療資源不足，遂有北海道函館地區縣、市政府增取設立大學醫學院系的呼籲。日本文部科學省提出的條件則是，醫學部必須結合教學醫院做配套，該地遂結合數十地方大型醫院為請願的後盾。因為新島 襄當年亡命美國的搭船處即是函館，同志社並在該地港口設碑以為紀念，每年更在函館舉辦例行的各項活動。有此淵源，自然爭取同志社大學至該地新設醫學科系的倡議。

  有請願的自然也有反對的，設有醫學的院校及醫療團體所持的看法是，只要運用現有教學設備增加招生名額，問題不解決了嗎？又何必大費周章！情形猶如台灣的馬偕、義守(是“一手”不是“雙手”萬能的科技大學)此兩大學要設立醫學院受到的阻力一樣。

  念念不忘校祖遺願的同志社學團中一員的同志社女子大學，則先在2005年設立6年學程“醫療藥學科”的藥學部，2012年擴大設立藥學研究科醫療藥學專攻的博士課程研究所。同志社大學也在2008年結合醫、工兩學程，於新田邊校地設立的“生命醫科學部”及“生命醫科學研究科”的研究所，並搭配“聖醫會”的醫療體系從事醫、工教學與研究，2012年生命醫科學部裡，更增設了碩、博士一貫課程的“腦科學研究科”的研究所。

  此些無不顯示同志社學團籌設醫學部門的理想，至於能否達成創立者新島 襄的悲願，未來的發展可就相當令校友期待了。

  末了還想說的是，不論科學或者醫學都是永無止境的，即便是一項看來極為傳統或簡單的藥物，如果能改變使用方式，減少人們病痛增進人類福祉，想必都是從事醫學工作人員畢生的職志。

  像是校友梁金蘭(同女專畢業)學姊的父親梁宰，發現原產於中國西南、西北的多孔菌科的植物---雷丸，將它作為條蟲的驅蟲藥獲得滿州醫科大學的博士學位外，並救助罹患此重症的病患(司馬遼太郎寫的《台灣記行》乙書)，原本生產朝日萬金膏的久光製藥，將傳統“藥洗”的觀念改良成好用不沾手的薩隆巴斯塗劑、噴劑，還有武田藥品，把山東人每餐必備的大蒜，抽取蒜頭精華作成合利他命，這些做功德的大事，豈是門外漢的我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