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說多年前他曾經沿著重慶南路的馬路黑衣過街，那時二樓咖啡館窗口的朋友說只是看著那背影走路的姿勢，一眼就知道是他。「十數年前後，重慶南路上的人潮是洶湧了，只是還有人會從一個穿著黑衣背影的傾斜姿勢，辨認出我來嗎？」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說過一樣的話，那人黑衣的背影如今已不知隱沒到這個城市的什麼角落去了。「這個時代，有人會想起一個作家的身影來嗎？不是作品，而是姿勢......」那人是這樣對我說的吧。下雨的夜晚，收音機裡的廣播正唱著陳昇的恨情歌，很多年以前，我也曾在那窗口有著一棵樹的房間裡聽著同一首歌，離開那裡以後，那個房間的陽台下面聽說有人上吊，不過數年的時間，那些屋舍伴隨社會新聞的電視畫面播放出來時，我才驚覺一夕爬滿青苔。是什麼時候開始變老的？我還記得綠上衣的Ｈ還不相識時，提著他那亮橘色的洗衣籃，從宿舍中庭晃悠悠地走過，彷彿每揚起一次就會落空一次。好長好瘦的人。好奇怪的綠好奇怪的橘。在我的窗口看著我邊這樣想。

　　Ｈ有什麼改變嗎？畢業以後某一次見面，談及學位論文，在一個嘈雜的餐館場合，人聲鼎沸著。Ｈ和他的研究所朋友與我對坐，嘻鬧的笑語穿梭在此起彼落的餐盤間，伴以刀叉撞擊的鏗鏘聲。在平行流過的聲線裡，我有些恍惚。H說起研究所的生態文化與權力論述，赫然有種上班員茶餘談論起上位者的世故與熟稔，我已經忘記那個下午的餐桌上到底交談了什麼，或許是相識太久，觸鬚於是理所當然地各自退縮，誰都不想言與義及。話語在桌上剝散開來，核殼碎屑散落一地，後來我什麼也想不起來，我只記得此後的日子若是想及H，就是那樣初次照面的純粹的綠與橘，在記憶的深處用一種奇怪的搭配組合在一起。

　　多年以後我從那個大學時代的宿舍走出，走進一些人的生與一些人的死。大學時代快結束的某一天，妹妹在電話裡哭著說姐姐我有小孩了，我壓著手機從圖書館快步疾走，聲音也壓扁得像是一頂鬆軟的帽子。「拿掉吧。」我聽到我的聲音竟像選擇每天中午的便當內容那樣簡單乾淨又義無反顧：「好麻煩。不要了。」妹妹終究還是把孩子生了下來。之後結婚。之後離婚。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終於見到了孩子，生日與我相差五天，看到我就撲過來，叫我：姨。姨。

　　那種叫法有一度指責得我無以自容，不知該如何自處。無法面對的是未知世事的孩子？還是其實是自己內在最冰冷刺痛的尖銳？一直以來我用這尖銳冷靜的一端將自己畫分出來。那就像是2000年，90年代的末端，大學裡還抓著一點文藝叛逆的末潮，有一些同學加入了電影社，每週兩次輪流播映著柏格曼、塔克夫斯基、安哲羅普洛斯的片子。那年我剛進大一，沒有跟著加入電影社，每週固定卻繳30元非社員費用摸黑進去看片子。為什麼不加入？害怕團體的氣氛？還是害怕的只是證明了內在最無可反駁也不要反駁的證據：到頭來，我能握住的只有自己？

　　那時我們也看憂鬱貝蒂。法語片名叫做早晨37度2。法國南方燠熱的濱海廢墟。叫做佐格的男子與叫做貝蒂的女子，黃昏裡的木屋與小型遊樂機，還有木馬跟油漆。我不知道這些東西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只知道上空穿吊帶褲的女子貝蒂有一種奇怪的藍。大眼厚唇，笑起來牙齦就血色地咧開，歪曲的極致就率真到足以燒毀一切。做愛的時候激烈得停不下來，刺穿雙眼自我毀壞的時候也激烈得停不下來。貝蒂死時被男扮女裝的情人佐格壓死在醫院床上，佐格穿好激烈的紅，那紅在我的眼睛裡透進好神秘的力量；有力，致死，幾乎要刺瞎雙眼。

　　但我還是從頭到尾地看完了。走出放映室。儘可能勇敢地走出。

　　後來我才知道O也看了憂鬱貝蒂。尾隨著。更多的意義或許是尾隨著並且吞噬，從腳跟啃起，刺目的紅，那麼有力，足以使我眼瞎目盲。

　　O經常在我與那時的情人講電話時趴在我宿舍的桌上無聊地寫些什麼，有時是廣告紙的背面，有時是恣意隨手從我桌上的筆記本撕下的空白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撕下的動作承載的是什麼樣的不甘與不捨，還有激烈卻頻頻交叉掩護的侵占。那些紙條多半用B2鉛筆流水帳般地嘩啦嘩啦記載著今天發生的一切瑣事，去什麼地方，遇到了誰，和什麼人一起吃飯，在路邊看到的狗的斑紋多奇怪多奇怪，電線桿的數目一條路平均有幾隻有幾隻，那些內容多麼平易尋常像是流光卻又隱約透露著一點危險令人膽怯而只想迅速掠過，我知道了什麼？我明白了什麼？我還是什麼都不明白假裝一切盡可能合理不道破？那些日子裡，我一張紙條也沒有寫給O。

　　離開那個地方戀愛就結束。不知道為什麼一點也不難過。最難過的已經走過，覘板上的死肉切了再切只會碎末卻絲毫不感到痛。分手多時的人有時會帶著有意無意的促狹打了電話來，我用更冷靜尖銳的理性交談。他說吃不下飯又少了睡眠日子很空很難過，我漫不經心應和著，電話末尾我不知被什麼尖銳的椎點逼近腦門，沒有任何情緒。

　　 掛上電話以後就冷冷地浮上一個聲音：其實我想你去死。如此冷淡有禮的激烈。拉岡說，當我說「你」的時候，其實我說的是我自己。

　　最困難的不是現在，我明白。我只是不甘心，不甘心皮膚就這樣被一痕一痕畫下的疤一點一點毀壞，愈是拒絕那一路跟來的肉瘤就一夜比一夜長大。到了台北以後才知道有些刀刃是不能拿來對自己的，或許從很久以前就知道，只是不敢，一定是不敢，但這次近身的不是別的，是自己。刀柄刀刃，該握的是刀柄還是刀刃？那些外面的世界都飄在上空，那些人都專注於表面的浮誇在課堂在咖啡館在消費著對我而言無法被玷污的純粹，那些畫面都強烈鼠灰色，一近身就讓人索性疲倦的說：不要了。如果這是依賴否定性才成立的世界，為什麼我不能強硬地要：以不要的形式？負負得正，我真知道我要什麼嗎？

　　四月艱難如涉水。

　　過完了四月，很久很久以後，有一日，接到O的喜帖。我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聯絡。帖子裡夾了一張便條紙：我要結婚了，你會來嗎？語氣平淡，帶著疏淡與禮貌的距離。帖子上照片裡的O站在一個陌生男子的身旁咧嘴而笑。我從來沒看過O那樣笑。她的笑齦被唇膏的顏色覆蓋，好像那咧嘴的血色只是我記錯的某件事物，好像她一直都是這麼合情合理的存在。也許，是電腦修片的技術使一切都模糊了起來，也許O從來不是如我想像的那樣尖銳、激昂、勇往直前。是年輕的時間捏造了我們自己。我想起那個夜晚，我在寒假的宿舍房間裡一個人寄宿著。O來到我的房間，她一如往常地拉開椅子坐在我的書桌前，我在書桌的上舖半寐半醒地睡眠著。

　　忽然，從床下的書桌那裡，傳來了隱約的窸窣聲。極細微，像是有鼠類在咬嚙。窸窣。窸窣。窸窣窸窣。我安靜地坐起身來，抬頭看見房間的天花板，昏暗的日光燈管照得房間的四個角落都恍惚了起來。我忽然就明白了，那是O在啜泣的聲音。

　　終究沒有去到O的婚禮。我一如往常普通的一日在漫無目的的街道晃蕩，等待這個城市一班緊接著一班的公車。白日的馬路沙塵瀰漫，幾乎要吞噬掉日光。我站在馬路中央島嶼般的公車站，被不斷掠過，分不清是被擦過的什麼所輕輕帶動，又或者是身體就這樣不自覺地搖晃了起來。那時我隱約記起的不是話語，而是一些別的，色塊，最明亮最純粹初始的某種東西，空曠感。憂鬱貝蒂的最開始，黃與藍，分不清是黎明還是天暗。一些人在路上，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脫隊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一些人很慢才來。沙漠漫漫，今天才懂得，行路畢竟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