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楓：堅持對“蘇聯模式”的科學定位



2014年08月11日08:00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堅持對“蘇聯模式”的科學定位

近年來，關於“蘇聯模式”的議論有不少，還出現瞭一些與鄧小平的論述相去甚遠的看法和說法。因此，對“蘇聯模式”的科學定位仍然有現實性。

雖然早在20多年前“蘇聯模式”就已隨蘇聯的崩潰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瞭,但是這一模式曾作為社會主義的標準模式，在戰後隨世界社會主義由一國發展到多國而擴展到瞭世界，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中國也曾搬用過這一模式。

自上世紀80年代始，在鄧小平一系列論述引領下，“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提法已被廣泛採用。然而中國使用這些概念時，在含義和用法上與西方和蘇聯劇變時期是很不相同的，中國有自己不同的特點和具體內涵。中國使用的“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概念，指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具體體制”，意為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搞法”。中國對“蘇聯模式”的評價是很負面的，但並不否定蘇聯多鏡頭行車紀錄器推薦要搞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正確的、符合歷史趨勢的。實際上中國的態度有兩層意思：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搞法不行，但蘇聯要搞社會主義本身沒錯。總體看，中國使用“蘇聯模式”這一概念的含義和用意有以下幾點值得註意。

第一，鄧小平是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區別開來的，主張堅持前者（集中體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徹底地改革後者（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機制）﹔不能因體制出瞭問題而否定制度本身，也不能為堅持制度而拒不改革具體體制。上世紀80年代初，有些青年因社會主義具體做法上出瞭問題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並不等於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他強調要教育青年不要因“具體做法”上的問題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隨後在中國改革進程中，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還存在著“如何搞社會主義”、採用什麼“體制”的問題。這就意味著“基本制度”是搞社會主義的“前提”，非常重要，但還需要有合適的“具體體制”才能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以體制改革是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是屬於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對於具體體制范疇內的問題，鄧小平主張堅決、徹底、大膽地改﹔對屬於“基本制度”范疇內的問題，鄧小平一再強調要“堅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的多鏡頭行車記錄器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條），當然這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多鏡頭行車紀錄器比較”的問題，但與具體體制“可徹底推翻重來”是屬於不同性質的問題。

第二，鄧小平明確提出瞭“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這樣一個概念，為“蘇聯模式”的含義定瞭位。鄧小平談到“蘇聯模式”時常用一個“搞”字，顯示他所說的“蘇聯模式”指的是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搞法”即“具體體制”，是不包括蘇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內的。1988年鄧小平對一位非洲客人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請註意這個“搞”字——引者註），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瞭，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鄧小平看來，蘇聯搞社會主義沒錯，但他們那種搞法不行，要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不改革這種模式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鄧小平對蘇聯模式的評價並不高，唯一明確肯定的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思路。他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瞭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瞭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瞭”。鄧小平談到“蘇聯模式”時常用的是“落後的”、“不成功的”、“僵化的”等負面詞語，這表明他對“蘇聯模式”在當今時代條件下的作用，總體上是否定的。

第四，鄧小平認為，中國改革所要解決的是“從蘇聯搬過來的”、“長期沒解決好”的問題，“蘇聯模式”實際上是中國體制改革的“對象”。鄧小平說，“我們國傢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証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瞭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中國改革的實質，就是去“蘇聯模式”、增“中國特色”，既同蘇聯“切割”、又不“照抄”西方。按鄧小平的說法，就是用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辦法，解決“從蘇聯搬過來的”、“長期沒解決好”的問題。

鄧小平所講的“蘇聯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模式”就是“體制”﹔“蘇聯模式”就是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通俗地說，也就是斯大林“搞社會主義的那種搞法”。如果從結構上看，“蘇聯模式”是蘇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所選擇的搞社會主義的一種“具體體制”，它與基本制度一起共同構成整個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基本制度”是處於具體體制（即“模式”）之外而非“模式”之中的，但它是搞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如果它被否定和動搖瞭，整個社會主義大廈就會垮掉瞭。

鄧小平關於“蘇聯模式”的上述論述和思想，為中國的改革指明瞭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理論意義。“蘇聯模式”是蘇聯人將馬克思主義“蘇聯化”而可能有的多種方案之一。在前無古人經驗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模式能搞到那個樣子、取得那麼大成就，應當說很不易瞭。然而這決不能成為至今仍要堅決捍衛這一模式的理由，更不應將其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樣板”去推廣。即使是成功的，也要適合不同國傢的具體情況，更何況“蘇聯模式”並不成功。因此，中國改革以“蘇聯模式”為對象而強調“中國特色”是完全正確的。

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5日發表的講話，從世界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源頭講起，深刻闡明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和歷史淵源，對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他講到“蘇聯模式”時言簡意賅地指出：“第四個時間段，蘇聯模式逐步形成。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形成瞭實行單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計劃經濟、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促進瞭蘇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瞭重要作用。但由於不尊重經濟規律等，隨著時間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體制障礙。”這是習近平對“蘇聯模式”所作出的科學定位。對學術界來說，這意味著在對“蘇聯模式”的認識和評價上，又重新回到鄧小平的論述上來瞭，是辯証式的前進和發展。今天，學習習近平同志的講話、重溫鄧小平同志的論述，對澄清近十多年來在“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問題上的理論混亂是很有現實指導意義的。

(作者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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