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文中，權利（right）和法（law）是同一個字，我們通常合譯為法權（Recht）．

可見，法律的本質就是權利，而權利的本質則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對對（right）與錯（wrong）的判斷．

相對而言，權力（power）是一種實際存在的力量，實際改變世界的力量．

霍布士很早就提出社會契約論，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與人會互相征伐，是所謂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bellum omni contra bones），就像我先前提過的新幾內亞島和台灣島的原住民，部落之間的戰爭稀鬆平常，為了爭奪資源，互相大打出手，可是經常處在戰爭狀態，人沒有休息的時間，會將每個人都弄到精疲力盡，所以自然有一些人互相結盟來對抗另一群人，結盟的時候要協調互相的利益，於是權利的觀念被創造了出來．

權利是權力相互妥協的結果，當這個結果愈能平衡每個人之間的利益，權利的基礎就愈穩固，雖然亙古以來，人類還沒有找到一個最完美的方案，但確實是往追求這個目標邁進．

這樣的社會契約就是最原初的權利／法權／法律．

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將這個架構，從家族推到部落，再由部落推到國家，到我們這個時代，更打算由國家的層次推到整個世界．

可是權力的本質依然沒有改變，因為對於違犯法律的罪犯，國家對之所能作為的最後手段也只能是暴力，保障法律的根本基礎只能是國家暴力．

事實上，大部份的權力分析到最後都是暴力，或反方向說，對暴力的順服．

記得我們高中的歷史課本在談到英國的大憲章時，特別提到了私有權的保障，言外之意就是在大憲章以前，國王想没收誰的財產就沒收誰的財產．

我們因為活在一個基本上財產權受到保障的國家，竟視此為理所當然，但其實任何人對自己的房產，除了地政事務所裏的記錄和自己手上的鑰匙，並沒有任何足以證明擁有的手段．只要有人試圖用武力驅離你，並霸佔它，你很可能一夕間一無所有．

而商業的發展需要財產權的確認，故而，我們可以推論，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甚至商業都是很難成立的，這種情況下，台灣人居然長期認為政經可以分離，簡直匪夷所思．

蔣介石來台之後，教給台灣人民的第二課就是你的財產可以由國家暴力重新分配，很多人在台北的房產就是當時貼封條重新分配而得的，汪彝定在’走過關鍵年代’一書中有很生動的記載．而頂頂有名的耕者有其田，更是其中一大傑作．

年前的新光天地事件就是同一個道理，當國家不照法律走的時候，你的一切商業保障都是空的，而這在專政國家並不罕見，過去半世紀，第三世界國家有不少没收了西方在當地的投資，其中最有名的是伊朗的油田被收歸國有和蘇伊士運河事件．而過去，台灣竟然有以經濟統一中國的傻想，真是天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而一切的國家暴力，我們用一個比較好聽的名字，稱之為公權力，這個公權力在無人可以挑戰的時候，就被稱為主權．

因為有另一個大國宣稱擁有台灣的主權，所以她當然不可能放棄武力對付台灣，那是主權的根本本質，兩項宣言是同一回事，而台灣人到現在居然還在幻想苟且中求活，權利本來就要靠權力來保護，兩者不可能拋去其一而可得其一．

所以台灣的主權捍衛當然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如果統獨是假命題，那麼經濟一定也是假命題，因為或統或獨，決定這個經濟系統中是誰做老大，誰決定財產依什麼原則分配．沒有正確的清楚的國家定位，所有經濟上的建設都將如海邊的沙堡．

在日本小說’銀河英雄傳說’中，費沙自治領最後是被帝國所直接佔領，即使她是銀河中最大富有的國度，也無法避免這個命運．台灣人不知道看清楚了沒有，雖然眼前問題很多，但沒有堅持，得不到祝福，世間的事本有許多困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