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23 12:19:46Sean Wang
旁觀他人的痛苦
最近在紐約有兩場有關犯罪的攝影展，看完之後你才會驚覺犯罪並非如蝙蝠俠在開戰時刻所說的，總是一種面貌。就算是吧，我們觀看方式的不同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在The Museum of City ofNew York 目前正展出Leonard Freed的紀實作品。他跟隨紐約警方，在犯罪與貪腐充斥的1970年代，穿梭於紐約街頭。在國際攝影藝術中心展出的是Weegee的作品。時間橫跨1930至1940年，內容也不外乎兇殺或是意外。
雖然兩者的題材是如此類似，但是處理的手法卻很不同。Freed的作品充滿一種美學上的設計，許多視角明顯的經過安排，譬如從樓梯俯視地下的屍體，讓層疊的階梯產生一種形式上的趣味。或是讓被攝者隱身在黑暗之中，造成一種神秘的氛圍。相對而言，Weegee的作品卻相當直白，屍體橫陳在大街之中，被逮捕的人神情兇惡的看著鏡頭。
對於像蘇珊桑塔格這樣的人而言，Weegee的作品無疑真實的多。即使Weegee的作品多刊登在八卦小報上，但是他毫不矯飾的呈現事件，而非某種藝術性。這與蘇珊桑塔格對於攝影的觀察有關，她認為攝影是一種中產階級獵奇的玩意，藉由觀看這些罪惡，或是丑怪的畫面（如Arbus的照片），中產階級似乎可以從一個封閉的體系中掙脫，讓他們不再覺得自己是一群謹小慎微的公民，而是現代社會的探險者。
因此那些罪惡與丑怪其實並不是真的傳達了某種真實，它只是讓人們以為是那樣。而那些美學上的安排，精巧的光線或色調，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某種線索，蘇珊桑塔格彷彿要說，看吧，人們愛的並不是真實，而只是真實所營造的美感（或愉悅感）。
這裡不得不碰到一些美學上令人頭疼的老問題：有沒有真實？為什麼要逼近真實？可不可以利用苦難的真實來呈現美感？我無意於回顧整個現代主義至後現代關於真實的爭論。所以讓我偷懶一下，我假定蘇珊桑塔格相信有真實，也認為值得逼近它。（否則她就不會如此討厭後現代主義）因此就可以將問題集中在苦難與真實的關係。
讓我們假設有兩張作品，一張用巨大的苦難處理巨大的問題，一張則用巨大的苦難裝飾畫面的部分，對我們而言顯然前者比較適當。因此重點並不是在於苦難有了道德垂訓的意義，或是什麼樣才是意義？而是這個作品是否完整地表現作者的意圖。
在Freed許多作品裡，對我而言那個題材是有些不需要的。因為我們同樣可以在寧靜的小巷或是湖邊尋找到那種動人的光線，而不一定在要在警局中才能發現。當然我們可以設想，作者可能要表現某種美感與題材上的衝突，那他的作品就應該更集中的處理類似的矛盾。換言之，即使我們要表現矛盾，我們的意圖與手法之間還是必須不矛盾的。
而Weegee的照片雖然十分腥羶，但他並沒有高舉一個美學上的目的，超越事件本來帶給人的感受。當然，還是有許多人帶著期待刺激的感受去看這些照片，但是Weegee並沒有讓人們覺得那是應當的而且精緻的，就算人們得到樂趣，那個樂趣也和人們直接目睹一場火災所得到的樂趣是相近的。
沈昭良說攝影不必然是一種權力關係。他似乎相信人的善意足以超越這個媒材的本質。對我而言，並不這麼樂觀。攝影對世界的扭曲，對被攝者的操弄，與攝影師本人的意願並不完全相關，而是內化在攝影行為本身，與我們對於世界真相的不確定。（譬如按下快門時我們必然得旁觀他人的痛苦，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唯一個能夠確定的，就是希望自己的意圖能夠與我們的作品一致。如果這點都不能確定，我們該如何與他人溝通。
然而，如果藝術家能夠清楚自己的意圖，藝術或許就不那麼重要了。我們看過太多現代主義以將那些渾屯晦澀的傑作。我們只能期待藝術家是誠摯的，但是我們不能期待我們可以瞭解。
或許最後支撐所有品味的只是我們對於一些陳腔濫調的反感，我們並不相信藝術的方向，或是形式的進化，我們只是不想看到一樣的東西。
上一篇：真實被想像成網路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