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體的苦難每每能令人動容，因為那象徵著在生理之外，人有更高遠的目標。如同孟子大體小體之分。但好的作品不應該只描寫這一層次。導演應該知道，肉體的磨難是結果，它雖能令人感動，堅定簡單的善惡感，卻不能引人探究原因。

由孟子至今的兩千多年，我們應有足夠的經驗去理解，類似人權或是民族這種問題，其中固然有正義與邪惡的對抗，有超乎生理的節操，但更多時候，參雜了許多價值或制度的困境。它們難以用熱情與純然的善惡觀念去解釋。

國族就是一個例子，受迫害者往往宣稱為了捍衛我族的生存，可以有殘暴的手段﹝主角幼時憂慮同伴會被誣陷，所以淹死垂死的小牛﹞，卻不知道這也正是迫害者維持政府權威與國家完整的理據。又如保守主義者﹝如柴契爾與神父﹞往往宣稱改革必須基於承認現實的前提，因而反對任何激烈的抗爭，但同時卻不能否認他們今日所欲捍衛的現狀﹝國家、政府的存在乃至協商的空間﹞，卻無一不是由激進的行為中演變而來。﹝垂死小牛的故事在此倒有意義，因為它正諷刺維持現狀的荒謬，既忽略了生命的品質，也忽略了罪惡的環境﹞

當然生處於運動核心的人，可能沒有閒暇探究這類複雜的困境，我們也難以苛責他們在理念上的粗糙﹝因為那正相對於我們的軟弱﹞。但是作為與現實維持一定距離的電影，理當有探究這類困境的努力，除非他只是為頌揚而頌揚。這無關乎風格問題，即便是最寫實的作品，都存在主觀的取捨。佯裝客觀﹝拍攝警衛、變換視角﹞，並刻意描寫肉體磨難的細節，只是顯示導演在探究價值問題上的偏頗與無力。

但是這樣的片子竟然大受歡迎，大概是因為它讓人既有道德的刺激與崇高的熱情，卻又不必面對種種制度與價值的困境，這不正是文藝青年喜愛的調調。但不知道他們如何解釋蘇格拉的死去──既無絕食又無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