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北市電影節「東德電影大師康拉德渥爾夫專題」



遲來的大師

康拉德渥爾夫Konrad Wolf是前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最偉大的電影導演，現今德國歷史最悠久的媒體學校：位於波茨坦的影視大學，就以他來命名。雖然他的名氣遠不如和他同年過世的西德名導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兩人相差近20歲），而直到今年，我們也才終於能在影展中稍有系統地認識他，但他這些作品，卻不遜於任何我們所熟知的德國名導傑作，甚至經過時代的洗禮後，回過頭來看，片中那真摯深刻的情感與哲思，更教人驚豔。

不僅題材大膽觸及東德共黨政權某些敏感地帶（投奔西方、德蘇關係、創作自由、流行文化與個人主義），他的敘事手法和影像風格，也有著優雅又敏感的個人魅力，而最重要的是，他對人性面對種種複雜處境的思考，更是細緻多面得直入人心，而不流於呆板教條，很難想像，這些會是一個專制國家所栽培的明星級大導演（他從1965年到過世前都是藝術學院院長）的創作。

一門三傑

或許某部分該歸功於他獨特的出身背景吧！康拉德渥爾夫生於猶太家庭，父親費德利希Friedrich是個醫生，也是威瑪共和時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和布萊希特是好友並一起創作過），他最轟動的劇作「氰化鉀」Cyankali，描述經濟大蕭條時一個失業女孩因為醫師依法不能施行墮胎，於是找上密醫而送命的故事，導致他因為違反政策而被政府逮捕（這個情節在《麗茲夢想的生活》Lissy前面有輕輕帶過），而他另一部在納粹崛起後寫的知名話劇「曼洛克教授」ProfessorMamlock，則是最早敢於批判法西斯的藝術創作，後來也被康拉德拍成電影。

費德利希於1928年加入共產黨，1933年納粹奪得政權後，舉家流亡蘇聯，後來還因為參與西班牙對抗佛朗哥的內戰，結果被俘虜關進法國集中營，幸虧及時獲得蘇聯公民身分而驚險獲救。二戰後，他成為解放東德的元老，並被派任為首位駐波蘭大使。

而康拉德的哥哥馬克斯Markus來歷更為驚人，他是東德情報單位「史塔西」Stasi的頭子，在位呼風喚雨長達30年，還一手主導了性醜聞事件，掀掉西德總理布蘭特的政權，市井更傳聞這個神祕的間諜老大，就是勒卡雷一系列諜報小說中藏鏡人卡拉的原型（還逼得勒卡雷必須頻頻否認）。

父親是充滿人道精神與理想主義的藝術家，兄長則是老謀深算又心狠手辣的現實政客，康拉德渥爾夫在兩者的影響下，自然而然產生出一種衝突與內省的性格，而這，便衍生為他往後必須在創作裡，不斷去思辨論證的種種哲學性主題。

戰時回憶與身份認同

隨著家人移民到莫斯科後，青年時期的康拉德渥爾夫加入了蘇聯紅軍，在二戰後期隨軍隊回到德國作戰，在這過程中，他強烈地意識到自我身分認同上的困境（與他敵對的軍人，竟是小學同班同學），一方面是要讓故鄉脫離法西斯統治的革命志士，但另一方面，卻又成為入侵自己國家、殺害自己同胞的叛徒。這樣的矛盾意識，在他1968年半自傳性作品《那年十九》Ich war neunzehn和1977年的《媽媽，我在這兒》Mama, Ich lebe兩部片中，都有著深沉細膩又充滿感情的呈現與自剖。

戰後，康拉德回到蘇聯，在艾森斯坦任教的莫斯科電影學校讀書，1954年開始拍攝電影，因當時共產國家內的主流創作，是以二戰為主題的廢墟電影（不去觸碰當前現實狀況），康拉德也就在政策引導下拍攝了四部以戰爭前後為背景的作品，其中包括改編他父親劇作、獲莫斯科影展金獎的《曼洛克教授》，還有本次影展的《麗茲夢想的生活》Lissy和《沉默的星辰》Sterne。不過即便是拍這種有「教化」意味的影片，康拉德渥爾夫也從不屈服於教條標語式的陳腔濫調，在《麗》片中，他反而刻意淡化了共黨反抗軍的角色，而更細膩地去描繪，是怎麼樣的時代與環境，會讓殘酷的獨裁成為真理，而需要怎麼樣的力量，才能夠從中覺醒。而影像美得不可思議的《沉》片，則不只展現集中營的外觀，更一而再地去剝除人被本質化界定的身份，並呼喚著內在溫柔的人性微光。正因為人是真正的中心，所以傳達的意念絲毫不會過時，而兩部片壯烈而悲戚的收場，確實都教人蕩氣迴腸。



著眼當代與以古諷今

1960年代初的去史達林化，讓政治管控較為鬆綁，康拉德渥爾夫對於戰後東德實行十多年共產路線的觀察，也終於能在創作中抒發。即便一生都是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但有著藝術家的心與理想家的眼，康拉德不可能看不出執政當局的謬誤，他大膽地拍了一部關於知識青年投奔西德的電影《我有我的天堂》，表面仍歌詠著社會主義理想，卻頻頻以被切割的天空、不見盡頭的路、分隔開的景框，暗示著人與人、政治與理念的分裂與疏離。這部影片也首度讓我們看到西方新浪潮在他作品中產生的影響，斷裂的、跳躍的、片段式的敘事風格，像是帶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更延續到他後來的創作。

1960年代中後期，蘇聯壓制了來自東歐的改革呼聲，政治情勢再度緊繃，對流行文化的箝制也加重。和父親生卒年代與經歷都十分相似的猶太作家福伊希特萬格（二戰時流亡美國），於1950年代寫成的藝術史小說，以西班牙畫家哥雅的遭遇，暗諷當時美國政府的監控壓制，剛好可以讓康拉德渥爾夫對當下政局隱隱地傳達某些批判。這部鉅資於保加利亞拍攝（西班牙拒絕給予拍攝支援）的《畫筆下的幽靈》，同樣有著斷裂片段式的手法，呼應了主角哥雅知名諷刺時政的銅版畫風格，堆疊出一個處於各種對立衝突情境下的藝術家身影，更有導演自己的投射在其中。

展望新時代

次年，康拉德渥爾夫還拍了部直指德蘇齟齬的《追逐太陽》Sonnensucher，該片被蘇聯禁演了15年。而後，康拉德與《那年十九》的名編劇家柯爾哈斯Kohlhaase（2010年柏林終身成就金熊獎得主）開始一連串合作，包括了他的最後作品《唱自己的歌》SoloSunny。

有趣的是，先前他和編劇柯爾哈斯合作過的影片，都還是在回顧過往歷史，如《媽媽，我在這兒》，或是省思創作人生，像《體育場裡的裸男》Der nackt Mann auf dem Sportplatz，但《唱自己的歌》卻和他所有創作經歷都是斷裂的，它更像是在展望一個新的時代，講述一個和戰爭、分裂、身分認同、時代傷痕都無直接關連的故事，描繪的是最單純的愛情與嫉妒、夢想與失落。我完全可以理解，康拉德渥爾夫當初拒絕拍攝這部電影時的感受，也同樣可以想像，他後來又轉變態度的心路歷程，因為最後我們所看到的成品雖是既小又輕，卻能承載著他深切的情意與沉澱後的平靜，而片末那抹宛如借自《卡比莉亞之夜》的笑容，正像是他給予未來世界與年輕世代，一道嶄新又光明的希望。也像是給予自己背負著太多歷史衝突的人生，宛如一句「夠了，放下吧！」的解脫與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