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3 00:00:00牛頭犬

終於悲哀的本國語

《KANO》     馬志翔     2014年作品



在南非的J.M.柯慈與美國的保羅奧斯特,兩位重量級作家三年間來往書信所組成的新書【此刻】Here and Now中,柯慈有一段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又感觸良多的文字,他說:「運動比賽能教給我們的功課更多是關於『輸』而不是關於『贏』,理由很簡單:我們以輸的時候居多。它教會我們最重要的一課是,輸其實沒有多打緊。輸並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因為運動不像戰爭,輸家不會被贏家割斷喉嚨‧‧‧我會樂於看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每個月舉行一場足球比賽,由中立國家的人當裁判。這樣巴勒斯坦人就會學到,『輸』並不代表輸掉一切(下個月總會有一場新的比賽),而以色列人也會學到,他們是可能輸給巴勒斯坦人的─但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短短的一段話,延續著兩人一連串對於以巴問題的政治觀點,以及他們對運動賽事的熱情對談,概括出了一種對於國族、政治、戰爭與體育間的微妙人性理解,體貼地想為永遠衝突不休的人類愚行,找到一條美好的出路。

而剛好,就在我讀到這段話後不久,我看了《KANO》,一部關於「輸」的動人電影。



如果將柯慈的觀點稍加延伸或扭轉一下,我們可以說,正因為運動競賽的結果不是件關乎殺頭送命的事(當然或許在某些國家這不一定),所以在爭取獲勝過程中那努力、堅定與奮不顧身的意志與信念,便超脫出那屬於蠻力與獸性去爭奪或求生的原始慾望,更帶著一種昇華了的高尚人性尊嚴。也因此,往往冰冷的數字成績,不見得非得是評斷贏或輸的絕對標準不可,而其中的曖昧性也正是體育比賽最迷人之處。

《KANO》便是編導透過1931年,日治時期台灣一支沒沒無名的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隊,奇蹟似打入日本甲子園決賽的故事,巧妙地抓住了其過程中,從以輸為常態的敗者邏輯,到可以不輸的覺醒而起,到不再會輸的振奮信仰,又到不能夠輸的沉重壓力,最後到可以輸了分數卻並不輸去比賽(甚至贏得尊敬)的榮耀退場,並藉著同時期,讓南部平原擺脫乾旱而農業得以興起的嘉南大圳工程完工,展現出那個時代,處於殖民地地位的台灣,在精神與產業上,所獲得一種自我意志與身份的認可,不想著贏(日本軍國式的征服侵略-投射在追憶故事的日本軍官身上),而想著不能輸(不再只是被殖民情境下被動反抗的弱者,而是可以獲得尊敬的參與者)。這不僅反映出當時日本與台灣之間走向另一種階段關係(開明且同化)的高峰,也透露了一種時至今日仍然旺盛的本土性精神存在。

這是一部極其好看、感情豐沛、技術出色而完整的台灣電影,無疑的也是這幾年來,最值得讓台灣人感到驕傲的電影。



以下則完全是個人莫名其妙的情緒抒發!

這部片讓我得到最多聯想與感觸的部分,則是來自於它的語言。

《KANO》是一部幾乎全部使用日語發音的電影,也同時是一部台灣電影,這兩者之間沒有絲毫任何牴觸,因為曾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日語一直都是台灣的官方語言,就如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種在這片土地上之前幾乎未曾被使用過的語言,到現在都還是官方語言一樣。

日本侵中戰爭之後在台推動的皇民化運動,開始高壓地要求台灣人在生活中都必須使用日語。而二次大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同樣在1946年就推行起「國語運動」,到了1960年代後更達到高峰,即便是我這種在1970年代中後出生、曾經只會說閩南語的人,到現在都還非常清楚地記得,曾經歷過那個「校內不准說方言」的時期。那時在新竹的小學裡,下課的休息時間,幾個同學聚集一塊兒玩,在校園的各個角落,躲著老師主任使用閩南語來聊天打屁,對我們來說,還似乎像是一種對權威反叛的得意行為。

雖然語言這種東西是後天加諸於生命的,但奇妙的是,無論是形於文字或發於聲調,人對於自己成長中所熟悉或長期浸淫其中的語言,其實又有一種近乎本能式的直覺反應,可以辨別其中某種質地的純粹與否,進而影響對於一個作品的觀感。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和我一樣,對於眾多以台灣當前社會為背景的創作裡,那些以中文寫作或國語發音的作品,總會覺得有種難以言喻的疏離感,對很多照理應是親切貼近的東西,卻反而容易產生一種陌生且排拒的心理,覺得虛假,覺得尷尬。而又往往對那些以閩南語發音,或是漢文語法寫成的作品,描繪著那我們已遠離的鄉土人文與過往記憶,卻反而會感到無法形容的著迷與熟悉,可以找到認同,可以獲得撫慰。

我時常在想,究竟這樣的奇怪的感受是從何而來?是單純的返古情懷嗎?還是我們在成長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某種屬於文化該被深植的根,在其中被抽離掉了呢?還記得中學時期國文課本中,我最喜歡也最感動的一篇文章,是陳之藩先生的「失根的蘭花」,那是我除了為了考試而準備之外,少數還願意去一讀再讀的文字,那意象實在太深刻了,完全觸動了一種感同身受的鄉愁。但是等等,到了後來,當我再去閱讀那篇文章的時候,便開始感到疑惑了。我的人生(包括我父母祖父母),從來就不曾經歷過失根的痛苦啊?我的祖先從18世紀以前就住在這片土地,幾十代從來也不曾離開過或是被迫流離失所啊!「失根的蘭花」的感傷,對我來說,應該像是閱讀紀徳那篇「最後一課」般,是種遙遠的想像才對啊!然而翻閱我小學時寫的作品,卻如八股文般地充斥著解救大陸同胞、反攻大陸、重回山河壯麗的故鄉之類的詞句(而那時我還真他媽的相信),一堆完全和我生命無關的鬼扯,因為我的家鄉,就算上溯祖宗八代,也不在那裡啊!

我才發現,我的中文閱讀與學習記憶,參雜了太多太多原本就不屬於我的歷史、和我的生命記憶無關、卻被強行灌輸到我腦中的概念,以致於這樣的語言,混雜了一種我內心深處無法辨識的自己、無法認同的世界、無法真正感受熱情的幻覺在裡面,也因此,這樣的東西從來就無法精準地打動我,無法描繪出我所認識的台灣(卻可以完美地呈現中國或那些被迫流離到台灣的人)。相反的,從小和父母對話的語言、外婆對我說故事的語言、街坊鄰居閒話家常的語言,對我來說,那才有真真實實的存在感,才是用來呈現台灣最恰當的方式。

於是,在觀看魏德聖導演所創作或參與這一系列作品下來,其實是非常有感觸的,不只是他刻意地返古,不斷地去追溯日治時期的台灣,以及那種殖民與被殖民的微妙情結,更在於他劇本中所使用的語言。因為,無論在他編或導的電影裡,華語都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邊緣的位置上(《海角七號》與《KANO》追憶的畫外音都是日語),於是,那種電影裡語言所可能帶來的不適摩擦感消失了,故事的魅力也因此倍增了,或許,對他來說(同樣也對我來說),就算是有點生硬不太輪轉的日語,或是沒幾個人聽得懂的賽德克語,都遠遠比華語更適合用來述說,屬於台灣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樹在解釋他的隨筆集【終於悲哀的外國語】這個書名時所寫的那段話:「我真正想說的是,對我自己來說並不是不用學、自然明白的自明性語言,不知道由於什麼因果關係,竟然把自己團團圍住,這種狀況本身似乎包括著某種類似悲哀的東西這件事。」而村上或許無法理解,即便是包裹在那個我們稱之為國語的自明性語言環境當中,卻往往還是無法透過那樣的語言,精確地表達我們在這個土地生存的情狀,以及我們曾經有過的故事,而這其中也必然包含著某種類似悲哀的東西。

(全文完)
Alex 2015-01-23 04:24:16

KANO的那個時代是沒有閩南語這種語言,老一輩的人不是講日語就是台語,台灣在二次大戰後,再淪陷後,國民黨開始在大中國意識把台語改成閩南語,所以你為文似乎要替本國語說幾句公道話,反而充滿反差與對比,有點錯亂,可能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吧

阿妙 2014-07-27 02:25:30

你既然看完KANO有那麼多的感觸,怎麼還會用"國語"和"閩南語"這種冒犯性的字眼,尤其是後者?你文中那個終戰後突然變台灣官方語的"北京話"突然變成"國語",那個台灣人一直在講的語言會什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