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     馬志翔     2014年作品

在南非的J.M.柯慈與美國的保羅奧斯特，兩位重量級作家三年間來往書信所組成的新書【此刻】Here and Now中，柯慈有一段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又感觸良多的文字，他說：「運動比賽能教給我們的功課更多是關於『輸』而不是關於『贏』，理由很簡單：我們以輸的時候居多。它教會我們最重要的一課是，輸其實沒有多打緊。輸並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因為運動不像戰爭，輸家不會被贏家割斷喉嚨‧‧‧我會樂於看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每個月舉行一場足球比賽，由中立國家的人當裁判。這樣巴勒斯坦人就會學到，『輸』並不代表輸掉一切（下個月總會有一場新的比賽），而以色列人也會學到，他們是可能輸給巴勒斯坦人的─但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短短的一段話，延續著兩人一連串對於以巴問題的政治觀點，以及他們對運動賽事的熱情對談，概括出了一種對於國族、政治、戰爭與體育間的微妙人性理解，體貼地想為永遠衝突不休的人類愚行，找到一條美好的出路。

而剛好，就在我讀到這段話後不久，我看了《KANO》，一部關於「輸」的動人電影。



如果將柯慈的觀點稍加延伸或扭轉一下，我們可以說，正因為運動競賽的結果不是件關乎殺頭送命的事（當然或許在某些國家這不一定），所以在爭取獲勝過程中那努力、堅定與奮不顧身的意志與信念，便超脫出那屬於蠻力與獸性去爭奪或求生的原始慾望，更帶著一種昇華了的高尚人性尊嚴。也因此，往往冰冷的數字成績，不見得非得是評斷贏或輸的絕對標準不可，而其中的曖昧性也正是體育比賽最迷人之處。

《KANO》便是編導透過1931年，日治時期台灣一支沒沒無名的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隊，奇蹟似打入日本甲子園決賽的故事，巧妙地抓住了其過程中，從以輸為常態的敗者邏輯，到可以不輸的覺醒而起，到不再會輸的振奮信仰，又到不能夠輸的沉重壓力，最後到可以輸了分數卻並不輸去比賽（甚至贏得尊敬）的榮耀退場，並藉著同時期，讓南部平原擺脫乾旱而農業得以興起的嘉南大圳工程完工，展現出那個時代，處於殖民地地位的台灣，在精神與產業上，所獲得一種自我意志與身份的認可，不想著贏（日本軍國式的征服侵略－投射在追憶故事的日本軍官身上），而想著不能輸（不再只是被殖民情境下被動反抗的弱者，而是可以獲得尊敬的參與者）。這不僅反映出當時日本與台灣之間走向另一種階段關係（開明且同化）的高峰，也透露了一種時至今日仍然旺盛的本土性精神存在。

這是一部極其好看、感情豐沛、技術出色而完整的台灣電影，無疑的也是這幾年來，最值得讓台灣人感到驕傲的電影。



以下則完全是個人莫名其妙的情緒抒發！

這部片讓我得到最多聯想與感觸的部分，則是來自於它的語言。

《KANO》是一部幾乎全部使用日語發音的電影，也同時是一部台灣電影，這兩者之間沒有絲毫任何牴觸，因為曾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日語一直都是台灣的官方語言，就如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種在這片土地上之前幾乎未曾被使用過的語言，到現在都還是官方語言一樣。

日本侵中戰爭之後在台推動的皇民化運動，開始高壓地要求台灣人在生活中都必須使用日語。而二次大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同樣在1946年就推行起「國語運動」，到了1960年代後更達到高峰，即便是我這種在1970年代中後出生、曾經只會說閩南語的人，到現在都還非常清楚地記得，曾經歷過那個「校內不准說方言」的時期。那時在新竹的小學裡，下課的休息時間，幾個同學聚集一塊兒玩，在校園的各個角落，躲著老師主任使用閩南語來聊天打屁，對我們來說，還似乎像是一種對權威反叛的得意行為。

雖然語言這種東西是後天加諸於生命的，但奇妙的是，無論是形於文字或發於聲調，人對於自己成長中所熟悉或長期浸淫其中的語言，其實又有一種近乎本能式的直覺反應，可以辨別其中某種質地的純粹與否，進而影響對於一個作品的觀感。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也和我一樣，對於眾多以台灣當前社會為背景的創作裡，那些以中文寫作或國語發音的作品，總會覺得有種難以言喻的疏離感，對很多照理應是親切貼近的東西，卻反而容易產生一種陌生且排拒的心理，覺得虛假，覺得尷尬。而又往往對那些以閩南語發音，或是漢文語法寫成的作品，描繪著那我們已遠離的鄉土人文與過往記憶，卻反而會感到無法形容的著迷與熟悉，可以找到認同，可以獲得撫慰。

我時常在想，究竟這樣的奇怪的感受是從何而來？是單純的返古情懷嗎？還是我們在成長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某種屬於文化該被深植的根，在其中被抽離掉了呢？還記得中學時期國文課本中，我最喜歡也最感動的一篇文章，是陳之藩先生的「失根的蘭花」，那是我除了為了考試而準備之外，少數還願意去一讀再讀的文字，那意象實在太深刻了，完全觸動了一種感同身受的鄉愁。但是等等，到了後來，當我再去閱讀那篇文章的時候，便開始感到疑惑了。我的人生(包括我父母祖父母)，從來就不曾經歷過失根的痛苦啊？我的祖先從18世紀以前就住在這片土地，幾十代從來也不曾離開過或是被迫流離失所啊！「失根的蘭花」的感傷，對我來說，應該像是閱讀紀徳那篇「最後一課」般，是種遙遠的想像才對啊！然而翻閱我小學時寫的作品，卻如八股文般地充斥著解救大陸同胞、反攻大陸、重回山河壯麗的故鄉之類的詞句（而那時我還真他媽的相信），一堆完全和我生命無關的鬼扯，因為我的家鄉，就算上溯祖宗八代，也不在那裡啊！

我才發現，我的中文閱讀與學習記憶，參雜了太多太多原本就不屬於我的歷史、和我的生命記憶無關、卻被強行灌輸到我腦中的概念，以致於這樣的語言，混雜了一種我內心深處無法辨識的自己、無法認同的世界、無法真正感受熱情的幻覺在裡面，也因此，這樣的東西從來就無法精準地打動我，無法描繪出我所認識的台灣（卻可以完美地呈現中國或那些被迫流離到台灣的人）。相反的，從小和父母對話的語言、外婆對我說故事的語言、街坊鄰居閒話家常的語言，對我來說，那才有真真實實的存在感，才是用來呈現台灣最恰當的方式。

於是，在觀看魏德聖導演所創作或參與這一系列作品下來，其實是非常有感觸的，不只是他刻意地返古，不斷地去追溯日治時期的台灣，以及那種殖民與被殖民的微妙情結，更在於他劇本中所使用的語言。因為，無論在他編或導的電影裡，華語都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邊緣的位置上（《海角七號》與《KANO》追憶的畫外音都是日語），於是，那種電影裡語言所可能帶來的不適摩擦感消失了，故事的魅力也因此倍增了，或許，對他來說（同樣也對我來說），就算是有點生硬不太輪轉的日語，或是沒幾個人聽得懂的賽德克語，都遠遠比華語更適合用來述說，屬於台灣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了村上春樹在解釋他的隨筆集【終於悲哀的外國語】這個書名時所寫的那段話：「我真正想說的是，對我自己來說並不是不用學、自然明白的自明性語言，不知道由於什麼因果關係，竟然把自己團團圍住，這種狀況本身似乎包括著某種類似悲哀的東西這件事。」而村上或許無法理解，即便是包裹在那個我們稱之為國語的自明性語言環境當中，卻往往還是無法透過那樣的語言，精確地表達我們在這個土地生存的情狀，以及我們曾經有過的故事，而這其中也必然包含著某種類似悲哀的東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