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有雷雷雷雷雷）

《犧牲》Offret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1986年作品

《風起》風立ちぬ     宮崎駿     2013年作品

 

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I nor you:
But when the leaves hang trembling,
The wind is passing through.

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you nor I:
But when the trees bow down their heads,
The wind is passing by.

在電影《風起》中，導演宮崎駿用了英國女詩人克莉絲緹娜羅塞蒂的這首詩『誰曾見過風』，來呼應他部分取材的靈感來源：堀辰雄的小說【風起】，那通篇中縈繞不去的主題：風。特別是那句引用自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的著名詩句：『起風了！努力活下去！』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正如羅塞蒂詩中所描述，風是沒有形體、沒有顏色、來去無蹤的，是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我們只能從它所製造的結果或狀態（葉顫樹垂），來確知它的存在。而這樣的意旨，運用在這部電影裡，正暗示著一種無法預知、無法控制、無法理解，也同時無法抗拒的無形力量。

同樣的意念，當然也出現在最懂得用影像來呈現風的導演塔可夫斯基，他最後一部電影作品《犧牲》之中。

 《犧牲》很明顯的，是塔可夫斯基向他所崇拜、當時已經退休的另一位大師柏格曼致敬的作品，他不僅將影片搬到了瑞典去拍攝，更找來了柏格曼的御用攝影師史汶尼克維斯特來掌鏡，而常在柏格曼電影裡擔任他分身的厄蘭喬瑟芬森，也再度成為劇情中的主角：一個上了年紀的劇場與文學評論家兼教授。除此之外，柏格曼六○年代兩部思考人性與宗教的重要代表作《冬之光》與《穿過黑暗的玻璃》，也清楚地影響了這部片情節與風格。

然而，和柏格曼對於那股「至高力量」的尖銳質疑大不相同，塔可夫斯基是一個有著虔誠信仰的創作者，幾乎在他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對宗教信仰的感性思考，他招牌長鏡頭裡那風行草偃、樹動雲移的壯麗畫面，強烈的視覺震撼，似乎就潛藏著，他對於天地自然／上帝的禮讚與嚮往。而這，也就成為他和無神論的蘇聯政府之間，之所以不斷扞格、無法和諧的重要因素之一。

影片一開始，在島嶼上一片美麗的夏日草原，教授和他因手術而暫時失語的小兒子，種下了一株枯木，教導兒子天天澆水，期待著日後有一天會開出花來（東正教的傳說─信仰，日本的花道─藝術，規律的生活可以改變世界─人生哲學）。這天是他的生日，晚上將會有一場親友的聚會，在他所摯愛的鄉間別墅裡舉行，他開懷地對著孩子述說著他的房子、他的生活、他的藝術興趣與志業、他的信仰（「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從不存在」）．．．然而，就在晚宴開始之前，恐怖的末日陰影卻莫名地襲來，電視報導著一場毀滅性的核戰展開了，遠方的炮火聲震碎了鄉間的寧靜，死亡逼近眼前，世界突然間變得冰霜滿天．．．

電影一下子從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知性誦詠，變成了柏格曼室內劇般的壓迫張力與心理分析，那色調近乎黑白，光影對比鮮明而銳利。就在那絕望無助的情境中，彷彿蜷縮在潛意識裡的歇斯底里、幻覺與非理性思考，不斷地浮現出來。原本高倡無神論的教授，高傲的外在終於潰散，他不得不向那未知的力量禱告，為了扭轉宿命，他願意奉獻，他願意犧牲．．．

1979年，塔可夫斯基在完成了《潛行者》Stalker，這部經歷漫長重拍、幾乎要了他的命的作品之後（事實上，許多人認為他後來罹患肺癌，和拍這部片時長期處於化學工廠毒物環境中有關），曾在蘇聯國內開拍了一部以十八世紀俄羅斯為背景的電影《第一日》，但就在拍攝進度接近一半的時候，卻被製片公司發現，實際的內容與送審的劇本有很大差異，特別是其中諷喻蘇聯無神論的部分，於是資金遭撤，塔可夫斯基一怒之下，幾乎毀掉了所有已完成的底片，並出走義大利，1983年便在無蘇聯資金的窘迫狀況下，完成了《鄉愁》Nostalghia。 

1984年，開始籌拍 《犧牲》的塔可夫斯基對外宣布，將永遠不再回到蘇聯，這痛苦且憤怒的決定便意味著，他將再也無法見到自己的老婆與兒子了。1985年的夏天，《犧牲》在瑞典南方的哥特蘭島開拍，過程中，塔可夫斯基的身體狀況突然惡化，隨後便被診斷出肺癌。他撐著病體完成了影片的拍攝及後製，但1986年的坎城首映，以及史無前例地獲得會內及會外四項大獎的殊榮（評審團大獎、藝術貢獻獎：攝影、費比西影評人獎及天主教人道精神獎），他都無法參與。所幸他在巴黎接受化學治療的期間，蘇聯政府總算還稍稍展現出些許人情味，放行讓塔可夫斯基的兒子去照顧探視，並代他到坎城領獎。1986年12月，塔可夫斯基便在巴黎與世長辭。

有了這樣的背景認識，或許能讓我們進一步去理解，為何塔可夫斯基在《犧牲》這部作品中，那慣見的夢樣與詩意，更強烈地帶有一種接近於恐怖、絕望的哀慟，以及對宗教宛如兩極的疑惑與執迷。

或許是一種自我放逐失根的恐慌，也或許是一種面對死亡崩毀的虛無，讓塔可夫斯基（和他的主角）必須緊緊抓住，那從小就被教育為鴉片鴆毒的宗教信仰，想找尋一條出路。就如同《冬之光》Nattvardsgästerna裡，懼怕著戰爭末日來臨，而失去生存意念的麥斯馮西度，也如同《穿越黑暗的玻璃》Såsom i en spegel 裡，內心被掏空，對愛永遠索求不足的荷莉葉安德森，他們都試圖透過宗教的力量，來獲得心靈的救贖，結果卻反而都陷入了更深的絕望與瘋狂（失去信仰的牧師與巨大的蜘蛛）之中。

因此，即便災禍看來已經逆轉，但惡夢卻仍無法醒來，現實與幻覺更加混淆不清，他確信著，要抗拒末日的到來，只能放棄所愛，必須獻祭 、必須犧牲。於是，他燒毀了他鐘愛的房子．．．

那最著名的焚屋段落，在塔可夫斯基看似遠觀凝望的長鏡頭中，顯得既荒謬又癡顛，又帶著強烈顫動的情緒性，完全不似柏格曼操縱偶戲般的冷冽鋒利，反而沉溺得更像是自我的投射，帶著血淚的懺悔。最後，當鏡頭又回到了影片最初的草原，片頭巴哈的「聖馬太受難曲」（『願主憐憫我』）重現，我們再度看到那株被植下的枯木，男孩正提水灌溉著。隨後，他躺在樹下望著天空。突然，他開口說了話：「太初有道（【約翰福音】首句），爸爸，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劇終。

「這部影片獻給我的兒子安卓夏，願他能保有希望與信念。」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原來，為了創作、為了信仰、為了理念而遠離故土、自我放逐的塔可夫斯基，面對著迫近的死亡，心裡頭最掛念也最擔憂的，就是被他遺留在家鄉、無法相見的兒子（1984~1985年間蘇聯限制不給予塔可夫斯基家人簽證）。於是，他必須在這裡，剖開自我，袒露出最赤裸最脆弱的內在，甚至揭現那最深沉的信仰與存在恐慌，告訴兒子，這就是我，對於這世界已無法有任何確定，彷彿淹溺在昏聵、衰弱、迷惘、痛苦的汪洋，卻仍以為自己的犧牲，可以換來更大的救贖，但或許，那只是譫妄、只是癡狂．．．無論如何，請試著理解我、相信我、原諒我，以我為鑑，也請保有你的希望與信念。

《犧牲》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部宗教電影，塔可夫斯基反覆用音樂（「聖馬太受難曲」裡彼得的背叛與懺悔，對比於海童道祖的尺八道曲）、 藝術（片首李奧納多達文西的「三王朝聖」前方的獻禮／犧牲，對比後方的軍隊殺伐）、影像構圖，創造出龐大的天問氣息，歸結到最後的「太初有道，道又在哪裡？」的困頓。但其實，它所反映出來的，卻不是對宗教的批判或對抗，而是一種對信仰最基本的思考，正因為這世界有著太多超乎理性的現實，它包含著太多自私惡意的人性，它也有著不可思議、無法預測、難以抵禦的變化。對此，我們無法不疑惑，更無法去扭轉。所以，只能相信那超然的力量，必然有其道理，並緊持著核心的信念，抱著微弱的希望，活下去．．．

『起風了！要努力活下去！』

在大師宮崎駿宣稱為他最後一部導演作品的《風起》中，我們則可以看到相同的意念，卻以完全相對的立場來陳述。

《風起》是以日本零式戰機設計者崛越二郎的生平為主軸，穿插入小說【風起】的作家堀辰雄自述與其未婚妻山居養病的內容，組合成一個既來自於真實人物、卻又與真實故事相去甚遠的故事。

說實話，向來反戰、宣揚和平的宮崎駿，會選擇崛越二郎做為電影素材，就已經夠怪了，因為崛越在戰爭初期所開發的艦上零式戰鬥機，是當時日本性能最優越的機種，大大地強化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造成日後生靈塗炭的災難，因此，重現這個殺人機器創造者的生命歷程，難道不會與宮崎駿他最核心的理念相抵觸嗎？然而，對我而言，一直著迷於奇幻趣味與童心童趣的宮崎駿，會選擇了堀辰雄那本極其沉靜、哀傷又瑣細、內斂的私小說，做為創作的標題與意念來源，則是更難以想像了。

其實，也並沒有那麼難以理解。宮崎駿的父親繼承家業，二次大戰期間就是零式戰機重要組件工廠「宮崎航空」的廠長，他從小就跟著父親隨工廠遷移而搬家，對於飛行的強烈興趣，也就是在童年時期耳濡目染而來，於是，設計零式戰機的崛越二郎，自然會是他所感興趣的對象。而另一方面，宮崎駿的母親年輕時就罹患了當時的不治之症：結核病，從他六歲開始，反覆地進出醫院，而後便長期在家中臥床休養，也因此，堀辰雄伴著肺結核的未婚妻隱居在山中療養院的生活點滴，必然也會讓宮崎駿心有戚戚焉。

除了有這樣單純的連結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堀辰雄【風起】這本小說獨特的文字風格與內在感觸，所帶來的關鍵影響。堀辰雄是個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波特萊爾）與心理分析影響甚深的作家，並受到當時風靡的新感覺派所賞識。而隨著當時日本文壇的潮流，讓他也熱衷於創作那種自我暴露、探索內在的私小說，以我為出發點，坦承無諱地揭現自己的所做所為，以及所見所思。對於堀辰雄來說，他創作中最著迷的主題，莫過於「死亡」。不到20歲，撫養他長大的母親，就在關東大地震中身亡了，而過沒幾年，他最崇拜欽慕的老師芥川龍之介則自殺了，才過30歲，未婚妻綾子也因為肺結核而在療養院中過世，而他一生中的大半，也都一直努力對抗著自己結核病的死亡陰影，直到49歲時離開人世為止。

然而，完全不同於私小說作家們以自曝內心的卑賤猥瑣為樂，堀辰雄寫死亡，特別是面對死亡時的感受，卻並非恐怖忿恨或冷酷駭人的，反而是用一種靜謐的、溫柔的、纖細的筆觸，看似顧左右而言他的以景寫情，其實卻是勇敢地直視著死亡本身，撥動著生與死無解的結。

【風起】這部小說，順著四時變化，從兩人相戀到相伴著遠赴高原療養院治療，到病情惡化，到追憶‧‧‧堀辰雄一邊細膩優美地描寫著天色地景微妙的變化，一邊溫存地寫著兩人依偎度過最後時日的情緒流動，他沉溺在自己起伏的思緒當中，卻不放任那樣的感受便得濫情庸俗，反而在景與情的一而再纏繞下，跳脫出一種開闊的視野，生與死，不再是對立的極端，而是一體的兩面，越是看著死亡逼近，越是感受到生的慾望與愉悅。

「這個故事中的我們，品味著有限而又渺小的生之愉悅，並相信自己能因而透過這獨特的方式給予對方幸福‧‧‧我們是不是太低估自己對於生的慾望呢？因為這個原因，我的心才無法平靜嗎‧‧‧」

正因為眼前的世界不時風起，變化不曾停歇，人的命運會隨之搖擺晃動，無法抗拒、無法預料，也無能為力。所以，我們只能擁抱著自己脆弱的、卑微的、僅有的理想與幸福，努力地活下去。

這樣的想法延伸到電影上，我們看到了宮崎駿對於二次大戰時期，那些被迫成為帝國侵略幫兇的人民，有了另一種層次的理解。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高瞻卓見，能夠看清楚更大的格局、更深遠的影響；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有不怕死的勇氣，敢與巨大的國家機器，為了正義和平而對抗；更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為扭轉時代的英雄。起風時，多數的人都只能窩縮著，順著風向而傾倒，低著頭專注於自我的微小希望與夢想，等待著風稍平息的時候。

電影《風起》裡的崛越二郎不就是如此嗎？他守護著自己最心愛的人，緊抓著自己最簡單的夢想，即便是最後，親手設計的戰機只剩下一堆堆的殘骸，妻子也只剩下美麗的幻影，但那小小的生之幸福，卻也是真真實實地存在過了‧‧‧

然而我想，這個作品對創作者最大的意義，應該還藏著些許自身的投射。

從年輕時就與父親關係不睦的宮崎駿，一直以來，都認為二戰期間的父親，是個投機的現實主義者，是個沒有視野、沒有理念、沒有尊嚴的軍國野心狼犬，因而，在他的作品中，總是對於戰爭中那些癡愚盲目的成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輕蔑批判的態度。不過，在經歷過了歲月的淬煉，在年過七十，並與兒子間重演了相同親子疏離與衝突經驗之後，他重新去閱讀【風起】，並又重新沉澱了過往的想法，終於，透過這部他最後的創作，回過頭去追憶自己未曾真正認識的父親。

藉著述說兩位身處同一時代的人物經歷，宮崎駿內心最想說的或許是：

我明白你，我理解你，我想念你‧‧‧父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