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洋過海的故事總是在開頭充滿期待，就像離開小城鎮到大都市準備大幹一番的年輕人，一開始都是樂觀的，可惜世事造化，很多時候並不是那麼簡單，也許在努力一段時間之後，離鄉遊子有了成就，又或者，在長久的顛沛流離後，才發現：「月是故鄉圓。」

「送報伕」的男主角在家裡發生巨變後一個人到東京打拼，欲成就大事業，可惜所遇非人，受騙上當讓自己身心俱乏，不過作者在悲觀的情節中，仍不望給予一絲希望：遇難時有好友相助、即使後來從信件中得知母親已經過世，但是母親在遺書中卻仍然堅強地幫主角打氣，這些轉機讓原本失意的主角有了向上的力量，更樹立起被壓迫者不屈不撓的形象。

我蠻喜歡楊逵在小說中提到：「就像台灣人一樣，日本人也有好人和有壞人」，這和其他替日據時代人民發聲的作品有所不同，就像當初看到「後山日先照」的時候，讀到片崗巡佐的部分，感觸也很深刻；善惡對立不只侷限在日本人、台灣人或是特定層面的時候，延伸的意境就可以是「人」，探討的議題就不再只是殖民與被殖民，變成超越民族國籍的「人」。

故事結尾的時候，「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這段話，我想這是楊逵和主角共同的心聲，在取得改革的勝利之後，回頭看看鄉愁的那一端…雖然以看似腐敗的形容詞來結束，但卻讓人有寒冬後春生的希望。

作家總是在文字中流洩出內心的思想，文末主角採取的團體行動，不正好呼應了楊逵從事社會運動的不遺於力嗎？利用群體去改變或改正一些什麼，聚小成多的力量是很可觀的，也因為這種信念，讓楊逵充滿了熱誠、大力投入文學參與和台灣重建。在日據時代的「黑色太陽」作家裡，楊逵給我的感覺是比較陽光的，雖然寫的是貧苦的大眾，但筆調中卻樂觀而積極，似乎能看得到無限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