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的白色恐怖中，一名三原師范的學生，因為參加革命活動而遭到逮捕。兩個月后 ，這名學生被轉送到西安軍事裁判所，當時西安的最高軍政長官宋哲元看到這名稚氣未脫的孩子，立即決定將他交保釋 放。但是，宋哲元并沒有想到，這位只有15歲的年輕人，已經在他的監獄里成為中共黨員，并在5年后，與劉志丹、謝 子長等人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21歲就出任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他便是后來被毛澤東稱為“群眾領袖”的習仲勛 。
　　解說：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在陜西富平縣淡村鎮，13歲就在家鄉立誠學校加入了青年團，1927年，習仲勛 一出獄，隨即被中共陜西省委派往西北軍從事兵運工作，成為西北軍的一名見習軍官。1932年，習仲勛所在的部隊，開 赴陜甘交界處的兩當縣，中央（中共）陜西省委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指示19歲的習仲勛發動“兵變”。
　　丁文輝（兩當兵變參加者）：暴動了以后，這就是根據這個省委的這個指示，他的計劃變成是陜北紅軍游擊第五支 隊，習老那時候就是政委，目的地要往陜北拉，跟劉志丹要會合。
　　解說：這支由年輕人領導的年輕的隊伍，從一開始就陷入了重圍之中。習仲勛率領部隊一路突圍，后來終因彈盡糧 絕被打散，兩當兵變失敗，習仲勛只好趕赴照金根據地，在那里，他見到了劉志丹。
　　劉力貞（原陜西省人大副主任，劉志丹女兒）：他們是在楊柳坪第一次見面，是在照金南面的楊柳坪見的面，見面 的時候，習老說他情緒不太好，意思就是說感到兩當兵變失敗了，永壽也沒打下來，那時候習仲勛僅僅只有19歲，我父 親就說，你這個失敗，意思就是說，算不了個啥。我比你失敗得還多，我都失敗了，就搞兵運失敗了，大大小小70來次 。
　　解說：習仲勛來到照金根據地不久，陜西省委派來杜衡擔任紅二十六軍的政委。杜衡一來就撤銷了劉志丹的職務， 并把謝子長調離部隊，他命令部隊頻繁而盲目的出擊，敵人越打越多，根據地卻越打越小。最后杜衡突然叛變，使中共 在陜西的組織和剛成立的紅二十六軍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張邦英（時任中共耀縣縣委書記）：當時仲勛同志是陜甘邊特委的負責人之一，當時三支武裝正處于困難時期，這 三支武裝是統一行動，還是分散活動，有不同的意見。集中行動就可以從小仗打大仗，慢慢地發展起來。
　　解說：1934年，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陜甘蘇維埃政府主席，彼時的習仲勛實在年輕，上年紀的鄉親們都叫他娃娃 主席。從1934年開始，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人的帶領下，陜甘根據地的范圍擴大到二十幾個縣，而此時 國民黨軍隊重點“圍剿”紅軍在南方的根據地，中央紅軍被迫開始了長征。1935年的10月，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 紅軍，到達了陜北吳起鎮，與紅十五軍團會師。
　　王世泰（時任紅二團團長）：1935年黨中央，中央紅軍，在長征路上極端困難的情況之下，來到了陜北，毛主席講 ，假設沒有陜甘寧邊區，這一塊根據地的話，那中央苦了，那困難大了。
　　曾子墨：初到陜北的毛澤東，從陜甘邊區許多村鎮張貼的標語和布告上，熟悉了習仲勛的名字。在瓦窯堡召開的陜 甘邊區干部動員大會上，毛澤東第一次見面了習仲勛，他驚訝地發現，這位蘇維埃主席原來如此年輕，1936年9月，中 共中央在寶安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只吸收了兩位地方干部參加，習仲勛拋光石英磚是其中的一位。會議結束后，他被 就派往關中，擔負起開辟關中根據地的重任。
　　解說：關中，扼守著陜甘寧邊區南大門，戰略地位重要。關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存亡，直接關系著延安的安危， 習仲勛深知其中的要害。他一到關中，就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最初，他只能率領游擊隊伍隱蔽在山里，活動十分困難。
　　張鳳岐（時任中共關中地委組織部長）：習仲勛來的這一段，這個地區這個敵人的圍剿，減輕了一點，就利用這樣 的空隙，我們發展了一批，原來這個蘇區，這邊上一般都擴大了五六里，不過哪一個縣都發展了。
　　張貴德（時任中共關中地委科長）：東北軍、西北軍、國民黨中央軍，包圍得多得很，包圍得很嚴實，他說當前形 勢非常嚴峻，西安事變以前，軍事上講敵人占優勢，政治上講我們占優勢。
　　張鳳岐：關中地委是處在陜西這個陜北的最前面，所以只有利用這個山區，這個邊遠地區，這后邊這些地區敵人是 不常去的，就是利用這樣的矛盾，鞏固了后方，發展了前方。
　　解說：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全面抗戰。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共產黨領 導抗日戰爭的大本營和出發地，這時的習仲勛已經建立了關中根據地，中央陜西省委也隨后搬遷過來，在整個抗戰期間 ，關中始終是陜甘邊區的前哨陣地，習仲勛在當地苦心經營，功不可沒。
　　張貴德：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一群眾，第二干部，這一點就是他和人的關系，善于處理人和人的關系，給我印象最 深的，干部群眾沒有說他不好的。
　　解說：1941年，延安開始整風，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習仲勛聯系西北的實際情況，對“左”傾進行批判，深 得毛澤東的贊賞。會議即將結束，中共中央已經決定調他到綏德，擔任地委書記，兼警衛旅政委。這項任命讓習仲勛感 覺有些突然，毛澤東鼓勵他說，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就不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煉。習仲勛到綏德上任時， 已經是初春，但殘冬的寒意仍然籠罩著這座陜北古城。當時康生在陜北主導“搶救失足者”運動，出現了反特務斗爭嚴 重擴大化，這股錯誤的風潮，也在綏德蔓延開來。
　　王丕祥（時任綏德師范學生干部）：整風的時候，大家在一起整啊，我們學校有個大操場，近萬人就在那操場里面 ，然后有人只要遞一個條子，說某人是特務，馬上你就得上臺來檢討。你要是說不承認的話，下不了臺嘛，所以習書記 就說是，你把我習仲勛叫到臺上來，我也不承認，可我下不了臺嘛，這就是責備這個逼供，這個輕信。
　　解說：習仲勛將綏德“搶救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向上做的匯報，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很快制止了“搶救運動 ”，無論是在關中，還是在綏德，習仲勛始終把經濟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他到綏德上任的1943年，正是陜甘寧邊區被長 期封鎖，經濟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他在上任后幾個月時間，就走遍了全區六個縣幾十個鄉鎮，并在大生產運動中，領導 綏德積極響應，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勞動模范。1944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上，表彰了習仲勛。《解放日報》 為此專門發表社論，號召所有邊區軍民，向習仲勛和359旅旅長王震學習。
　　抗戰的后期，國民黨已經把重心從日本人身上轉移到中國共產黨這里。1945年7月，在陜甘寧邊區制造摩擦的國民 黨軍胡宗南部，出動三個師的兵力，占據了關中根據地寬一百余里，縱深二十余里的大片區域。為了迅速收復失地，中 央指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成立爺臺山反擊戰臨時指揮部，任命張宗遜為司令員，習仲勛為政委，統一指揮這次反擊作 戰。習仲勛剛到中央組織部報到，便臨危授命，晝夜兼程趕赴關中。
　　丁文輝：胡宗南那個時候，還沒有大舉進攻延安的時候，想把關中那個爺臺山奪下來，想把它占領。
　　劉懋功（時任關中分區警一旅三團團長）：他們指揮部當時石門關，習仲勛又派人把我叫到石門關，專門跟我談了 一次，說這TOTO、衛浴設備、免治馬桶個仗怎么打，你要在西邊把敵人牽制住，還要一部分呢，留一個營，這一個營配合打爺臺山。
　　解說：8月7日，張宗遜、習仲勛指揮爺臺山反擊戰，參戰部隊采取近戰、夜戰的打法，不到三天，就殲守敵五個連 及一個營部，俘敵營長以下百余名官兵，并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這次戰役，成為習仲勛作為政治工作者，和軍事指揮 員，參與重大戰役的起點。
　　解說：1945年10月，一邊國共簽署了“雙十協定”，另一邊共產黨已經看出國民黨剿共的端倪，北方戰線吃緊。因 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原負責人高崗調赴東北解放區工作，不久之后，毛澤東提議，由習仲勛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在向黨內介紹習仲勛時，毛澤東說，我們選了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這是一位群眾中走出來的領袖。這一 年，習仲勛三十二歲，是中共中央各個分局中，最年輕的書記。
　　此時，國民黨軍隊已經在美國的幫助下，加緊占領戰略要地。蔣介石充分利用停戰時機，調集11個正規軍，26個師 ，約三十萬人，以鄭州綏靖主任劉峙為總指揮，將中原軍區所屬的三支部隊，層層包圍，中原解放軍面臨彈盡援絕的嚴 重處境。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先后給習仲勛親筆寫了九封信，毛澤東在給習仲勛的第八封信中 寫道，胡宗南似有向隴東進攻之計劃，我們如何應對，請加籌劃，并見告。在寫這封信之前，毛澤東還曾在延安王家坪 八路軍總部，接見了習仲勛。
　　當面征詢他對接應359旅軍事部署的意見，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習仲勛立即動員西北局一百多名干部和兩個連組成 的武工隊，打入國民黨通知的麟游山區，開展敵后游擊戰。同時，又和張宗遜指揮晉綏聯防軍迅速向南縣出擊，攻占隴 東與陜西間的一批重要的據點，強行的突破敵人的幾道封鎖線，打亂胡宗南的部署。8月29日，習仲勛所屬部隊，終于 和苦戰了80余仗，突出重圍的359旅會師，為之后解放軍控制西北留下了有生力量。
　　無定河畔這座波羅堡，歷史上就是屯兵重地。這座古堡扼守著長城內外，特別是無定河以南的大片戰略要地，為了 搶占進攻延安的先機，國民黨軍很早就在榆林到橫山一線，布下重兵。駐守波羅堡的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是 著名愛國將領胡景冀的胞弟，也是習仲勛在富平立誠中學的同學。這年的春天，一位不速之客走進了古堡，給胡景鐸帶 來了習仲勛的口信。
　　范明（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聯絡處處長）：我公開講我是什么人，是習仲勛把我派來的，要我來看你，叫你起義， 就是這樣。因為他們知道我們那個關系，另外他不會，絕對不會出賣我們的。馬上就把我接進去，接進去以后就開了三 天三夜的會，研究如何起義，到那個城門樓上，把那些起義的計劃寫了十大條，搞了以后，拍了板，走到那個什么地方 ，走那個北路回來，約的是10月10號起義，回來以后我們就趕緊給習仲勛打了電報，習仲勛就坐了那個專車，就到綏德 ，來跟我見面，研究以后就決定要起義。
　　解說：范明在波羅堡與胡景鐸就起義馬賽克磁磚、冠軍磁磚的細節進行了周密的安排，并同習仲勛一起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做了匯報。 很快，由西北局組成一支精干隊伍，秘密進入波羅堡，橫山起義很快準備就緒。
　　范明：決定起義以后，這個時候就把它下邊人都約好了，約好以后到那一天，我們晚上把部隊集合好，約好了到他 的那個墩臺上就打旗號，打了旗號以后，胡景鐸的部隊就起義了，把那些國民黨的都綁起來，然后把城門開開，過來把 我們迎進去。
　　張雄飛（陜西橫山波羅鎮居民）：那天還是黑黝黝的天，我們準備念書，起來一看，街上鋪門也不開，結果就是胡 六，就是胡景鐸，帶著二三十個人，就是連發盒子，盒子槍都是提著，這跟往常不一樣，他們就上了南門。上了南門以 后，就把共產黨迎回來了，他迎回來的。最后回來，胡六（胡景鐸）在前頭走，共產黨排成一行子，都穿著灰衣裳，戴 著氈帽，拿著槍，進了指揮部了。所以在這個吃飯以后，胡六的隊伍就變成，這番號變成了民主聯軍，中午以后都知道 了，群眾說胡六投了八路軍了。
　　解說：習仲勛策動的橫山起義，給西北之敵以極大震動。這支起義部隊，并編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騎兵第六師，胡 景鐸被任命為師長，并于1946年底率部開赴延安整訓。毛澤東在習仲勛陪同下，接見了騎六師營以上干部，他幽默的對 大家說，胡景鐸能從蔣家這條船下來，上共產黨這條船，是一個正確的選擇，蔣家這條船，現在看起來很大，但已經千 瘡百孔，很快就會沉沒。而共產黨這條船是結實的大船，是會越來越大的一條船。
　　曾子墨：1947年春天的陜甘寧，被內戰的硝煙遮蔽，3月13日，二十五萬大軍，在胡宗南的指揮下直逼延安，3月16 日，毛澤東發布密令，從3月17日起，所有駐陜甘寧的野戰軍和地方武裝，統歸彭德懷、習仲勛指揮，這一決定至關重 要，彭德懷是原八路軍的副總司令，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習仲勛則是陜甘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在當地有深厚的群 眾基礎。兩人協同指揮，有利于動員陜甘寧邊區的一切作戰力量。
　　解說：局勢險惡，毛澤東在習仲勛與彭德懷的催促下，離開了延安。不過，他在撤離之前，作出了中共中央留在陜 北的決定。并電告彭習二人，如果打破胡宗南、即可改變局面。幾天后，幾乎就在胡宗南率軍進駐延安的同時，彭德懷 和習仲勛率西北野戰軍，在離延安不遠的青化砭，伏擊了國民黨孤軍深入的31旅，全殲近三千人，俘虜少將旅長李紀云 等一批將校軍官，繳獲大量武器彈藥。戰斗結束后，參戰部隊迅速打掃了戰場，很快消失在黃土高原的群山中，以至幾 天，胡宗南都未能找到31旅的下落。
　　王世泰：把胡宗南的力量牽制住，不讓他調到其他根據地，就是當時從戰略上面，彭德懷和習仲勛，我們都執行了 黨中央這個決定。
　　解說：軍事上的不斷勝利，為當時中國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創造了條件。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意識到， 土地問題是爭取民心的一個關鍵。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隨后，西北局與 晉蘇分局在綏德的義合召開了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干部大會。然而，習仲勛逐漸發現，當時土改主要負責人之一 的康生，開始濫用晉綏土改的“經驗”，“左”的風潮蔓延到了陜甘寧邊區。他對此深感憂慮。
　　張克（時任中共西北局財務科長）：康生搞的土改試點，在義合這次會議上，因為有了不說擴大化，不說這個什么 ，又有了極“左”情緒。
　　張和亭（時任綏德行署專員）：山西的土改的影響基本過來了，康生到山西搞土改，他提倡群眾要咋辦就咋辦。實 際上群眾要咋辦就咋辦，不對的，應該要黨的領導。
　　張光（時任《解放日報》記者）：我也去參加了土改，那也是很殘酷的。
　　張克：那時候早就不知道什么政策了，說是地主，好多村子，一晚上都在打，打得，叫的，哭的，要什么，要元寶 。
　　張光：所以這種情況下人們都鴉雀無聲，人都不敢說，因為那時候在晉綏沒有人敢，在晉西北，誰敢說反對這個事 情。誰磁磚、進口磁磚反對馬上就把你拉出來，當成地主來斗，就是這樣。可習仲勛那個時候，他就敢去跟毛澤東講這種情況，所以他 這個人實事求是，這一點我印象特別深刻，所以他就講，毛主席就接受這個意見。這個土改整個在全國搞，各個解放區 都是這個整法，是習仲勛的意見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解說：1948年1月9日，毛澤東先后批示和轉發了習仲勛的兩份報告，特別是在后一份報告里，習仲勛就陜甘寧邊區 老解放區土改中出現的政策偏差提出了意見。強調應當實事求是，嚴格掌握劃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擴大化。1949年4月 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南京，此時的習仲勛則開始承擔起西北局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西北解放 區的民眾被廣泛動員，支持解放大西北的戰爭。僅在剛剛解放的關中地區，西北局就籌得軍糧49萬石擔。
　　張俊彪（原深圳文聯主席）：說西北五省解放戰爭，雖然是彭老總指揮西北野戰軍在前方打，習仲勛主要在后方做 地方工作，群眾工作，你就單講糧草彈藥供給這一點，那都是了不得事情。
　　解說：多年以后，中國遇到上百年不遇的饑荒。習仲勛在得知了關中百姓的災情，緊急調運了幾百萬斤糧食，救助 關中的百姓。這不只是因為這片土地曾經養育過他，更重要的是，他從來沒有忘記，當年西北戰場上，關中人省吃儉用 支援前線的情景。
　　曾子墨：打下西安后，長期統治著甘肅、寧夏廣大地區的馬步芳、馬鴻逵協同胡宗南一起出兵反攻，解放軍的第一 野戰軍用了不到10天的時間便打破了這次反攻，同時習仲勛又在榆林上演了拿手好戲，策動國民黨第22軍左協中部隊起 義，和平拿下了塞北重鎮榆林。此時的西北已經完全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整個中國的戰局完全明朗。
　　曾子墨：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決定，調五位各大分區負責人進京任職。習仲勛只帶著衛士，悄然離開了西安，離 開了他托付青春的西北大地。在北京，習仲勛先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在詭異的 政治環境中，習仲勛被康生誣陷，背上了“利用劉志丹小說反黨”的罪名，被審查、關押、監護，長達十六年之久，那 是他人生中最暗淡的日子。曾子墨：作為當年紅軍的特區，70年前陜甘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創建者之一習仲勛功不可沒，而40多年后，當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當年經營特區的習仲勛，恰好在此時被 重新啟用，于是他提議再一次創建特區，不過這次的目標，變成了經濟特區，地點也選擇在了他主政的廣東省。
　　解說：1977年，習仲勛結束了長達十六年監禁與下放，離開河南洛陽，回到北京。不久之后，經當時的中共中央副 主席葉劍英元帥提議，習仲勛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
　　琚立銘（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有一天我們在他家里散步，他就說時間不多了。康生一個條子，毛主席 念了一遍，就變成毛主席語錄了，搞得我十六年都沒有工作，我這十六年的大好年華都浪費了，我現在時間不多了。現 在我要用一天的時間，干兩天的工作。所以他就是這樣拼命的精神，中午開會，晚上十一點多鐘開會，禮拜六、禮拜天 加班，加點開會，處理問題，調查研究，就是以這種精神，就是一天要干兩天的活，把他那個損失的時間彌補過來。
　　楊應斌（時任廣東省委秘書長）：仲勛同志來這，雖然直接領導的時間就兩年八個月。但是他所這個，發生的這個 ，他因為在這個期間，恰恰是關鍵時刻，因此對后來廣東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解說：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這個曾是南中國最富庶的省份，到了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的地步。更為嚴 重的是，在毗鄰香港的寶安，東莞一帶，居民逃港事件十分嚴重，原因是香港新界農民的收入，幾乎是深圳農民收入的 一百倍。習仲勛上任后不久，就親自到寶安深圳一帶進行考察，親眼所見的情景，讓習仲勛百感交集。
　　張漢青（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后來習老一看，當時好幾萬人啊，寶安縣，而且這些好幾萬，都是精、壯、青 年啊，這樣的主要勞動力，主要的生產力跑去外邊。
　　琚立銘：他到了樟木頭那個收容站，到了好幾個地方看，因為當時和港英達成協議，說每天呢，就送回來兩次，就 是非法入境的，每天香港交回來兩次。它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它就不交，它多余的勞動力，它就交回來，所以呢，當時 的時候，它已經是這個人滿為患，香港已經人滿為患，已經超過它的負荷了，所以就抓回來很多。
　　楊應斌：他那一次回來就非常的激動，心情非常的不好，他說同樣都是廣東人，這個人為什么不在這里，丟荒了， 深圳丟荒了很多地方，那都跑這個香港去。跑到香港去生活就過得好了，這可見還是個政策問題。
　　解說：做了多年群眾的工作，習仲勛已經看出，外逃并非是當地農民的原因。根本還在于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 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嘉賓：習仲勛同志他說，怎么能夠這樣搞呢？他就說要分析為什么外逃？對這些外逃人員，這些基本的看法，都是 基本群眾嘛。那你應該是采取一些疏導的辦法，甚至我有時候聽到一些說法，說走出去一些人又有什么關系呢？
　　張勛甫（時任中共寶安縣委書記）：他也是教育我們，早就說，你必須搞好生活，必須使人民富起來，才能夠解決 偷渡逃跑的問題。如果光采取截的辦法，不叫人家跑，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跑不了，還后天跑，他還是要跑。他說老 百姓講得很清楚，就是因為那邊富。
　　楊應斌：所以他后來向中央提出這個政策，很多都是他親自體會到，這個問題不解決，廣東是沒有辦法上去，所以 才提出要政策嘛。
　　解說：決策層感覺到了破釜沉舟的時刻，1978年11月，鄧小平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
　　鄧小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 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 、方法和措施。
　　解說：被標志位中國命運轉折點的十一屆三距交匯隨后召開，參加會議的習仲勛回到廣東后立即作出傳達，并在當 時就提出，廣東省毗鄰香港，對于搞四個現代化來說，這是很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 補償貿易，搞加工裝配，搞合作經營。
　　楊應斌：他怕很多地委書記思想不通，那要我跟黃靜波同志，帶著地委書記去參觀，到香港去。一到香港大家也不 用看，先看我們在家里，節衣縮食省下來出口的東西，在香港根本賣不起價錢，農產品很多都是泰國的，馬來西亞的， 日本的，臺灣的，菲律賓的，所以當時大家看了以后，心里就很難受了。就是因為思想一統一以后，這些干部回去，馬 上又組織縣委書記去參觀，這樣一來就使得干部的思想，很快就統一起來。所以我就講，仲勛同志他在這個，他在集中 了干部好的意見，形成了省委的決心以后，他很快通過這種形式，來貫徹到下面，所以搞得開放改革的思想，很快在全 省能夠統一起來。
　　解說：1979年4月，廣東負責人在中南海，向決策層做了重要匯報。當時的省委書記王全國，代表廣東作了詳細的 發言，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一邊主持會議，一邊作了許多補充，公開提出要改變不合理的體制。他大膽假 設說，如果廣東相對獨立，預言只要中央給政策，亞洲四小龍不算什么，廣東完全也可以成為一條龍，會上習仲勛還專 門找鄧小平作了匯報。事隔多年，王全國仍然對當時這段經典對話，記憶猶新。
　　王全國（時任中央廣東省委書記）：那名義上是華國鋒，實際上當家的是誰，大家都知道，當然找小平。小平同志 在黨內威望也很高，所以很多人找小平同志匯報，以后很多人就講特區這個話，殺出一條血路來，是誰匯報，這匯報， 那匯報，其實那都是瞎猜的。我跟著仲勛一塊嘛，他去匯報，回來跟我講的嘛，是先向常委匯報的，常委很贊成。當然 這個我就記不準了，是小平找他去，還是他主動找小平，我就不知道了，他就去找小平同志匯報。
　　小平同志就講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特區嘛，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怎么講這個“特”字來的呢？廣東時候要實施 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所以才有這個“特”字，這一個“特”字呢，小平同志講，特區嘛，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這樣 來的。他不是后邊講了，沒有錢，小平同志說，沒有錢，你們就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樣講，原話就是這樣。
　　解說：殺出一條血路的想法，讓深圳成為改革改革開放最受優惠的地區之一。憑借好風而上青云，然而，和特區一 起長大的一代年輕人，很多并不知道這位老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晚年曾經在深圳居住了十幾年。
　　曾子墨：2002年5月24日，89歲高齡的習仲勛在北京逝世，2005年5月，習仲勛的骨灰回到了故鄉陜西省富平縣，車 隊沿途經過的道路上，西北的父老鄉親在道路兩旁，迎接游子歸來。他的骨灰撒在簡樸的墓園中，他永遠的安息在他的 關中老家。感謝您收看《我的中國心》，下周我們再見。
　　深圳是小平同志種的一塊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習仲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