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在找地方蓋巨蛋
中正紀念堂其實是最好ㄉ地點
而中正廟的圍牆早就再當年野百合學運時
就從大家的心中拆除ㄌ
從當年的畫面發現在威權腳下的年輕競爭力
在強人面前展現民主
讓大家可以看見過去的威權歷史
要後人避免重蹈覆轍
這就是個民主的表現
需要拆牆嗎?
那之前那些文史工作者要求不能動孔廟的圍牆不就錯了嗎
這是跟主建築及整個園區的配套
整個東方式的建築就是有圍牆的搭配
而且靠近愛國東路的音樂廳那一邊的牆也拆除了
重點要能夠搭配
不要為了政治來亂搞
真的要拆
去拆國父紀念館的鐵欄杆圍牆吧
那邊的圍牆比中正廟的牆沒有藝術性爭議也比較少吧

中國時報 2007.03.06　
用磚瓦重建民主公園
李廣均

「對的事情就要去做」，這是一句多麼正義凜然的政治修辭！可是「表面上」立意良善的動機卻不一定能帶來圓滿的結果，反而會產生令人擔憂的社會後果。近月來有關正名的爭議就是一例。

正名爭議的問題不在於正名本身，而在於其選擇性，也就是政客的操弄性。筆者不反對正名，也不反對空間解嚴，我反對的是一連串極具選擇性的正名動作，這些正名動作其實只是手段，其動機並不純然是要建立台灣主體性或實踐轉型正義，而是希望透過正名造成社會對立。除了選舉將近的時間考量之外，正名動作的操弄性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正名對象的選擇性，二是正名方式的粗暴。

其一，若是真要建立台灣主體性，正名對象豈是只有「中正」？若真要實踐轉型正義，除了凱達格蘭大道之外，台灣還有多少山川河流地名需要正名？千元大鈔上的「帝雉」（發現於一九○六年）其實是為了紀念日本天皇而命名，那「帝雉」是否需要改名？世界各地被葡萄牙人以福爾摩沙命名的島嶼有十幾個，我們是否還要稱呼國道三號為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也許你早已忘了有這件事）？其實重點不在於新名字或舊名字，而是在於人民或是使用者如何看待這些名字。不改「帝雉」的名字並不表示台灣人民無法走出日本殖民的陰影，也不表示台灣人民無法建立主體性。

其二，正名動作的選擇性在於缺乏公共討論與凝聚共識的「粗暴」，弔詭的是，這是一種經過細心算計的「粗暴」。推動正名者以快速粗暴的方式來進行，正是希望藉此引起正反雙方的激烈對立，反對聲浪愈強烈，愈符合政客的期待。筆者不反對去除個人威權崇拜，也不反對建立開放空間，我們反對的是以破壞社會信任、撕裂人民傷口為代價的正名動作。由於台灣的特殊歷史經驗，人與人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語言、集體記憶），這些差異常能引起強烈迴響與巨大情感能量。面對這些差異，我們需要的是溫柔對話，不是粗暴對待，我們可以做的是傾聽理解，不是謾罵羞辱。當然因為台灣的歷史傷口尚未癒合，隨時會發炎潰爛，政客才有挑起傷口、獲取政治利益的空間。但為了癒傷止痛，我們需要的不是政客的操弄，而是公民的參與。

首先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要隨政客的指揮棒起舞。例如，回應正名爭議時，部分泛藍政治人物喜歡回嗆：要求陳致中改名陳致台。這種回應方式只會模糊焦點，無法讓政客的操弄意圖現出原形。也有人回嗆「有種就改國號」，此種謾罵只會讓深綠選民更加支持「對內正名」的必要性。因為受到中共打壓與國際牽制，李登輝和阿扁都無法做到正名制憲，在這種情形下，國營企業的正名與去中正化更能凸顯主其事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辛苦。還有一種說法是強調正名所費不貲（至少要好幾億），但這也只是反對者一廂情願的看法。對於推動正名者而言，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正名，而是要激起社會對立、藉機獲取政治利益。和政治利益相較，好幾億的正名花費其實正是一次與魔鬼進行的廉價交易。

為了不會落入「去蔣」與「保蔣」的陷阱，我們必須回歸公民的思考角度。我們要指出，如果台灣民主紀念公園是用如此不民主的方式來成立，我們寧可不要，我們寧願收留那些無辜的磚瓦石塊。和台灣人民一樣，中正紀念堂的磚瓦石塊似乎也有著無奈的命運，它們曾經在威權時代被無辜地建構成為封建體制與建築的一部份。在歲月淘洗下，當中正紀念堂已逐漸褪去威權色彩，成為民眾日常生活與記憶的一部份之後，這些磚瓦石塊卻又在選舉操弄下，再次被政治人物以一種威權、不民主的方式拆除。對照之下，台灣雖已政黨輪替，卻仍只見政客操弄，不見人民參與。因此，我們希望發起「收藏磚瓦、重建民主」（名稱暫訂）的抗議活動，藉以表達人民在面對政客操弄與政黨惡鬥下的不滿與無奈。讓我們將這些磚瓦石塊帶回家，做為歷史的見證，讓台灣民主公園在公民參與的呵護下，在你我心中重建起來。

（作者為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公民前線講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