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以二二八60週年、解嚴20週年，向社會拋出減刑訴求。行政院為配合上述主張制定「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草案」，確定減刑基準日為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預定在六月三十日實施。

根據憲法第40條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因此，減刑為總統職權權限範圍，蓋無疑義。惟其正當性是否充足，顯然有討論的必要。反對減刑者宣稱刑法應維持一致性、濫行減刑將使治安敗壞、對於被害人顯不公平。從而有必要討論行政赦免目的何在。

行政赦免在於糾正僵化、缺乏彈性的法條規制。「法有時而窮」，僵化的法條常違背存在人心中正義觀念。為維持法律的尊嚴與一致性，時常堅守法條文義，根據法律予以審判，然而正義概念隨著時代不斷的變動。昔日道德觀念不足以適用今日社會，法律制定之初，或許符合多數人的期望，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常常與大眾生活產生脫節的現象。一種不正義卻合法的現象屢見不鮮。如玻璃娃娃的判決引起社會譁然一般。雖然法官依法審判，卻枉顧社會生活互助的事實。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麼精緻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論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羅爾斯所稱不正義的法律和制度須要改造或廢除，但短時間內透過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達成其目的卻往往緩不濟急。又減刑將無法維持法律常軌與一致性，該一致性是建立在公平的條件基礎上。薩伯（Peter Suber）所著《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其中第十三個判決雷肯法官透過囚犯困境說明「守法公民將被違法者視為笨蛋。守法沒有享受到和平與自由，反而被罪犯占了便宜。」

由此可知，濫行行政赦免將使犯罪者心存僥倖，現行制度針對罪犯之犯罪動機及其犯行，法官均須加以審酌，得加以減輕或加重。此外，尚有假釋制度使深具悔意之受刑人得於刑期屆滿前出獄。對於人權的保障並非不足。同時，假釋出獄者其評鑑標準取決於受刑人於獄中工作態度及生活情況，對於其心理狀況與品德等均未為考量。使現行矯正政策徒具形式而缺乏實質。依法假釋者再度犯罪入獄等情況，時有所聞。減刑對於促使罪犯改過自新，顯然功效仍為有限。濫行減刑，無異縱放罪犯，有罪者未獲得應有之處罰，同時創造了一群特權者，凡此都突顯出法律不公平。

刑罰存在的目的，大抵不外乎報應理論與預防理論兩說，減刑的目的在於使罪犯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然而此一期待建立在當政者主觀認知。與預防理論透過刑罰的威嚇遏阻犯罪(一般預防理論)的目的背道而馳。也使得經由獄政教化、矯正(特別預防理論)促進犯罪者改過的目標，難以達成。同時，根據應報主義的觀點，犯罪行為經由公正審判所作出的非價判斷與社會倫理上的責難，得以滿足社會大眾對於正義的需求。受害人對於罪犯加害行為，除了藉由刑罰應報獲得滿足外，雖然＜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有補償受害人之規定，但是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補貼，減刑對於遭受侵害的被害人顯然並不公平。因此，筆者認為行政赦免須建立在糾正僵化、缺乏彈性的法條規制，緩和法條的不合理與不當時，始能彰顯其正當性。

昔日一君對萬民的時代，雷霆雨露莫非皇恩，恩賞優遇皆仰望上意。大赦、特赦象徵著皇帝的仁德，歐陽修在縱囚論中提及「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因此，為政者，不應「立異以為高，逆情以干譽。」

如上所述，濫行減刑的不當是不證自明的，但在合理範圍內，實施減刑也並非一無可取。依筆者所見，減刑適用範圍應僅限於死刑犯，國際特赦組織宣揚廢除死刑制度，國內應趁此與國際社會思潮接軌。死刑存在本身在邏輯上即充滿著謬誤，法律限制人民殺人，而卻允許國家實施殺人行為，故應予以廢除。其次，無論刑期為一年、十年甚或二十年，該罪犯若有悔悟之意，於出獄後仍有自新的機會。而死刑一經執行即無悔改的可能。從而減刑限於死刑犯使能符合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