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2-06 18:40:45小彥
我讀蔡源林教授〈蘇非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
我讀蔡源林教授〈蘇菲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
撰寫日期：06/12/2003
壹、緣起
國內的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於今年五月九日至五月十日兩天在該校舉辦「第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的主題包括比較美學、比較空間哲學、比較文化哲學及其他相關主題。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蔡源林教授的〈蘇菲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一文便是這次會議中關於比較宗教學的論文之一。個人對於論文中所談到的幾個問題曾經有過類似的思考，是以趁此機緣將其行諸文字。
貳、〈蘇非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摘要
蘇非主義（Tasawwuf ’ Sufism）乃伊斯蘭教的密契主義（案：即「神秘主義」，”Mysticism”）傳統，源遠流長，早在伊斯蘭教於公元第七世紀於阿拉伯半島向外擴張之際，個別的蘇非主義便已出現在穆斯林社會，其後又漸漸形成了「教團」（tariqah）組織，並有一套修行理論及制度化的師徒傳承關係，約在十二世紀時有了固定的形態。於此五百年間，蘇非主義如何由個別修行者逐漸匯而成為影響宗教文明深遠的蘇非主義傳統乃一值得深入探討的學術課題。其中，關於(1)為何在「唯一神教」（monotheism）的伊斯蘭傳統裡會出現蘇非主義此一追求「神人合一」的思想，以及(2)蘇非主義的「超越／內在」性格的探討，應更具學術意義。
一般而言，論及蘇非主義的起源約有二說：「外來說」及「內蘊說」。前者又包括：(1)認為新柏拉圖主義對蘇非主義的影響最多，因為兩者皆採「流溢」（emanation）說，是以人類的靈性與神性具有本體的同一性、(2)主張蘇非主義源自於基督教的苦行僧及禁欲主義修行者，以及(3)蘇非主義源自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學，因為蘇非主義的「密契思想」吠檀多哲學的「梵我合一」思想很接近。但是，作者認為此三者皆有待歷史證據的進一步考察；至於「內蘊說」，便是認為蘇非主義是伊斯蘭教本身所孕育而生者，主要是從《古蘭經》的詮釋以及先知與早期聖者的宗教實踐得到靈感，而逐步發展的體系。而本文關蘇非主義的討論於便是依據「內蘊說」的觀點而展開，但作者並不否認「外來說」的參考價值。
接著，作者在文中以三個部分去說明他的論點，分別是：《古蘭經》與心性相關的概念、先知與初代追隨者及蘇非修行者典範的形成，以及《古蘭經》之「奧義」（batin）的彰顯。
就「《古蘭經》與心性相關的概念」這一節而言，作者提到了《古蘭經》中與心性相關的三個概念：nafs（靈魂、自我、個體）、ruh（靈性）以及qulb（心）。進一步說明之，則其中nafs所指的是一個具有善惡兩面性的人性主體，處理日常生活的各種面向，是人類自我概念的基礎，ruh所指的是具有神聖性的純粹精神實體，是人類與超越界溝通的根源，這兩者構成了人類心靈。至於qulb則是指人類心理活動的器官所在，具有生理與心理意味，是人類情感活動的源頭。
就「先知與初代追隨者及蘇非修行者典範的形成」這一節來說，作者則是提到了兩種修行典範：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早期什葉派的「教長」（Imam），後者的發展又產生了一種「奧義詮釋法」（ta’ wil），影響了後代蘇非主義的「解經學」，也就是「《古蘭經》之「奧義」（batin）的彰顯」一節所要探討的內容，並論及了蘇非主義之視《古蘭經》為冥想與內省的基礎、檢證個人密契體驗的最終權威。
作者於結論中提到：因為蘇非主義本身具有「一元論／二元論」（案：當指超越的一神論與修養內在性、密契思想）、「超越性／內在性」的雙重弔詭性，似與中國的心性論傳統作一比較，所以本研究的探討將是未來伊斯蘭傳統與中國儒；釋、道三教傳統之比較研究的起點，並且蘇非主義本身的特性亦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反省「東方／西方」二分的恰當性，進一步發掘「東方」與「西方」之「重疊的疆域」（overlapping territory），促進文明之間的充分理解與相互對話。
參、心得
之所以會對這篇文章有興趣，是因為它所談到的一些問題恰好和我在思考的問題有關。
首先，今年年初我閱\讀了幾本介紹佛學（教）思想的書籍中，在閱\讀過程中我隱約覺得古印度文化與古希臘文化對於語言和真理的思考有相似之處（語言的使用及其對真理的遮蔽），又兩者關於萬有創生的思考也有類似的地方，比如柏拉圖的「理型論」與古印度《奧義書》的「梵我同一」思想，皆是預取有一絕對的、超越之物，而且為現實萬有一切所本，只是柏拉圖名之為「複製」，古印度《奧義書》稱之為「流溢」。後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蘇非主義的「外來說」，其中便同時列舉了新柏拉圖主義以及古印度《奧義書》的思想做為「外來說」的例證。
在哲學史的發展上來看，新柏拉圖主義是承繼、轉化了柏拉圖或柏拉圖學派原有的思想而成的，它不同於柏拉圖思想的地方在於將「太一」（Oneness）視為是宇宙本體所流出的。而若單就流出或流溢說來看，《奧義書》與「新柏拉圖主義」的體系是極為相似的，並且依當時地理環境與各地之間的整體交流來看，古印度《奧義書》的思想很有可能影響了新柏拉圖主義的論述。而我們亦或許\可以從新柏拉圖主義與柏拉圖學說體系之間的傳承性來逆推：柏拉圖在其思想的發展中很可能有受到奧義書的影響；再加上柏拉圖曾經幾度到當時希臘人所謂的東方遊歷，曾就學於畢達哥拉斯學派等宗教團體，此一「東方」的宗教團體又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密契主義的色彩；或更就柏拉圖思想源頭之一的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來說，其實他的學說也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或密契主義的要素，只是柏拉圖「說了謊」，遂使得西方哲學以「理性」為尚，忽略或蔑視神秘主義的思想（註）。再加上地緣的關係，以及古希臘與古印度應該都是屬於印歐民族等因素，則我們或許\可以說柏拉圖思想、新柏拉圖主義思想與古印度《奧義書》思想彼此可能存在一內在的關聯性。
復次，誠如作者蔡源林教授所說，蘇非主義的特色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東方／西方」、「內在論／超越論」、「一元論／二元論」等區分，我更認為，關聯上文的把握，毋寧這麼假設：印度大陸、中東以及近東等地的思想應該是東、西方思想之間的一個「居間型態」。而這些思想之所以有差異以及可能具有內在關聯性，除了與它們之所以產生的歷史、社會、自然、地理、氣候等要素密切相關之外，便是彼此之間交流傳播、互為影響的結果。而關於這個假設，限於我個人的能力及時間，目前尚未得以有任何明確的資料足以佐證它，也或許\已有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若真是如此，則期待來日得以親睹其說。
最後，作者於結論中提到部分學者為求對伊斯蘭文化有所了解，於是便拿自身傳統文化的思想進行類比，結果形成一些有趣的「泛儒家」或「泛道教」的伊斯蘭教看法，這也是作者在撰寫本文時所面臨的困境，而作者其實更期望突破國內長久以來宗教哲學或哲學中「西方主義」或「本土主義」的困境，建立真正具有普世性的典範。關於這點，我則認為作者所提出的問題本來就是文化交流初期所必定會發生的現象，未必須要急著擺\脫各種「有色眼鏡」，說不定還有益於「蘇非主義」的轉進與發展呢！佛教剛剛傳進中國時也經歷了所謂的「格義佛教」時期啊！最後還發展成了中國的大乘佛學，並且隨著歷代高僧大德對於佛學義理的把握、整理、疏通、翻譯，中國佛學及印度原始佛教都已算是被華人及世人恰當地把握、理解了！但是研究者在相關研究上對於「西方主義」或「本土主義」自覺則是必須的。惟有此，才能使「蘇非主義」如其本然的呈現。
註：關於這點的探討，可以參考：Kingsley, P. (1999). In the Dark Places of Wisdom. 一書，中譯名為《在智慧的暗處－一個被遺忘的西方文明之源》。又，M. Heidegger對此也有類似的探討，他以為西方哲學自柏拉圖開始便都弄錯了！並且造成了西方哲學長久以來對於「存有奧秘的遺忘」。
撰寫日期：06/12/2003
壹、緣起
國內的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於今年五月九日至五月十日兩天在該校舉辦「第四屆比較哲學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的主題包括比較美學、比較空間哲學、比較文化哲學及其他相關主題。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蔡源林教授的〈蘇菲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一文便是這次會議中關於比較宗教學的論文之一。個人對於論文中所談到的幾個問題曾經有過類似的思考，是以趁此機緣將其行諸文字。
貳、〈蘇非主義心性理論的淵源初探〉摘要
蘇非主義（Tasawwuf ’ Sufism）乃伊斯蘭教的密契主義（案：即「神秘主義」，”Mysticism”）傳統，源遠流長，早在伊斯蘭教於公元第七世紀於阿拉伯半島向外擴張之際，個別的蘇非主義便已出現在穆斯林社會，其後又漸漸形成了「教團」（tariqah）組織，並有一套修行理論及制度化的師徒傳承關係，約在十二世紀時有了固定的形態。於此五百年間，蘇非主義如何由個別修行者逐漸匯而成為影響宗教文明深遠的蘇非主義傳統乃一值得深入探討的學術課題。其中，關於(1)為何在「唯一神教」（monotheism）的伊斯蘭傳統裡會出現蘇非主義此一追求「神人合一」的思想，以及(2)蘇非主義的「超越／內在」性格的探討，應更具學術意義。
一般而言，論及蘇非主義的起源約有二說：「外來說」及「內蘊說」。前者又包括：(1)認為新柏拉圖主義對蘇非主義的影響最多，因為兩者皆採「流溢」（emanation）說，是以人類的靈性與神性具有本體的同一性、(2)主張蘇非主義源自於基督教的苦行僧及禁欲主義修行者，以及(3)蘇非主義源自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學，因為蘇非主義的「密契思想」吠檀多哲學的「梵我合一」思想很接近。但是，作者認為此三者皆有待歷史證據的進一步考察；至於「內蘊說」，便是認為蘇非主義是伊斯蘭教本身所孕育而生者，主要是從《古蘭經》的詮釋以及先知與早期聖者的宗教實踐得到靈感，而逐步發展的體系。而本文關蘇非主義的討論於便是依據「內蘊說」的觀點而展開，但作者並不否認「外來說」的參考價值。
接著，作者在文中以三個部分去說明他的論點，分別是：《古蘭經》與心性相關的概念、先知與初代追隨者及蘇非修行者典範的形成，以及《古蘭經》之「奧義」（batin）的彰顯。
就「《古蘭經》與心性相關的概念」這一節而言，作者提到了《古蘭經》中與心性相關的三個概念：nafs（靈魂、自我、個體）、ruh（靈性）以及qulb（心）。進一步說明之，則其中nafs所指的是一個具有善惡兩面性的人性主體，處理日常生活的各種面向，是人類自我概念的基礎，ruh所指的是具有神聖性的純粹精神實體，是人類與超越界溝通的根源，這兩者構成了人類心靈。至於qulb則是指人類心理活動的器官所在，具有生理與心理意味，是人類情感活動的源頭。
就「先知與初代追隨者及蘇非修行者典範的形成」這一節來說，作者則是提到了兩種修行典範：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早期什葉派的「教長」（Imam），後者的發展又產生了一種「奧義詮釋法」（ta’ wil），影響了後代蘇非主義的「解經學」，也就是「《古蘭經》之「奧義」（batin）的彰顯」一節所要探討的內容，並論及了蘇非主義之視《古蘭經》為冥想與內省的基礎、檢證個人密契體驗的最終權威。
作者於結論中提到：因為蘇非主義本身具有「一元論／二元論」（案：當指超越的一神論與修養內在性、密契思想）、「超越性／內在性」的雙重弔詭性，似與中國的心性論傳統作一比較，所以本研究的探討將是未來伊斯蘭傳統與中國儒；釋、道三教傳統之比較研究的起點，並且蘇非主義本身的特性亦將有助於我們重新反省「東方／西方」二分的恰當性，進一步發掘「東方」與「西方」之「重疊的疆域」（overlapping territory），促進文明之間的充分理解與相互對話。
參、心得
之所以會對這篇文章有興趣，是因為它所談到的一些問題恰好和我在思考的問題有關。
首先，今年年初我閱\讀了幾本介紹佛學（教）思想的書籍中，在閱\讀過程中我隱約覺得古印度文化與古希臘文化對於語言和真理的思考有相似之處（語言的使用及其對真理的遮蔽），又兩者關於萬有創生的思考也有類似的地方，比如柏拉圖的「理型論」與古印度《奧義書》的「梵我同一」思想，皆是預取有一絕對的、超越之物，而且為現實萬有一切所本，只是柏拉圖名之為「複製」，古印度《奧義書》稱之為「流溢」。後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蘇非主義的「外來說」，其中便同時列舉了新柏拉圖主義以及古印度《奧義書》的思想做為「外來說」的例證。
在哲學史的發展上來看，新柏拉圖主義是承繼、轉化了柏拉圖或柏拉圖學派原有的思想而成的，它不同於柏拉圖思想的地方在於將「太一」（Oneness）視為是宇宙本體所流出的。而若單就流出或流溢說來看，《奧義書》與「新柏拉圖主義」的體系是極為相似的，並且依當時地理環境與各地之間的整體交流來看，古印度《奧義書》的思想很有可能影響了新柏拉圖主義的論述。而我們亦或許\可以從新柏拉圖主義與柏拉圖學說體系之間的傳承性來逆推：柏拉圖在其思想的發展中很可能有受到奧義書的影響；再加上柏拉圖曾經幾度到當時希臘人所謂的東方遊歷，曾就學於畢達哥拉斯學派等宗教團體，此一「東方」的宗教團體又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密契主義的色彩；或更就柏拉圖思想源頭之一的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來說，其實他的學說也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或密契主義的要素，只是柏拉圖「說了謊」，遂使得西方哲學以「理性」為尚，忽略或蔑視神秘主義的思想（註）。再加上地緣的關係，以及古希臘與古印度應該都是屬於印歐民族等因素，則我們或許\可以說柏拉圖思想、新柏拉圖主義思想與古印度《奧義書》思想彼此可能存在一內在的關聯性。
復次，誠如作者蔡源林教授所說，蘇非主義的特色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東方／西方」、「內在論／超越論」、「一元論／二元論」等區分，我更認為，關聯上文的把握，毋寧這麼假設：印度大陸、中東以及近東等地的思想應該是東、西方思想之間的一個「居間型態」。而這些思想之所以有差異以及可能具有內在關聯性，除了與它們之所以產生的歷史、社會、自然、地理、氣候等要素密切相關之外，便是彼此之間交流傳播、互為影響的結果。而關於這個假設，限於我個人的能力及時間，目前尚未得以有任何明確的資料足以佐證它，也或許\已有學者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若真是如此，則期待來日得以親睹其說。
最後，作者於結論中提到部分學者為求對伊斯蘭文化有所了解，於是便拿自身傳統文化的思想進行類比，結果形成一些有趣的「泛儒家」或「泛道教」的伊斯蘭教看法，這也是作者在撰寫本文時所面臨的困境，而作者其實更期望突破國內長久以來宗教哲學或哲學中「西方主義」或「本土主義」的困境，建立真正具有普世性的典範。關於這點，我則認為作者所提出的問題本來就是文化交流初期所必定會發生的現象，未必須要急著擺\脫各種「有色眼鏡」，說不定還有益於「蘇非主義」的轉進與發展呢！佛教剛剛傳進中國時也經歷了所謂的「格義佛教」時期啊！最後還發展成了中國的大乘佛學，並且隨著歷代高僧大德對於佛學義理的把握、整理、疏通、翻譯，中國佛學及印度原始佛教都已算是被華人及世人恰當地把握、理解了！但是研究者在相關研究上對於「西方主義」或「本土主義」自覺則是必須的。惟有此，才能使「蘇非主義」如其本然的呈現。
註：關於這點的探討，可以參考：Kingsley, P. (1999). In the Dark Places of Wisdom. 一書，中譯名為《在智慧的暗處－一個被遺忘的西方文明之源》。又，M. Heidegger對此也有類似的探討，他以為西方哲學自柏拉圖開始便都弄錯了！並且造成了西方哲學長久以來對於「存有奧秘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