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開始倒數，副台長手拿茶杯，腳踩著高跟鞋，喀答喀答，從容地步上樓梯。五、四、三、二、一，「親愛的聽眾朋友早安，歡迎收聽XXXX，我是XXX……」彷彿千年不變的開場白，鬧鐘一般分秒不差地從麥克風裡流洩。

我望著窗外纏綿的淡水河景，似乎也有歲月悠悠，可以就此安享餘年的錯覺。然而我的心卻有如孤舟，在周遭聲浪中載浮載沉，與身邊的事物格格不入。

離開有線電視電影台之後，我踏入另一個陌生的領域——廣播電台。即便學生時代也同別人一樣聽余光的西洋樂、藍青的搞笑耍嘴皮，但我不曾對廣播有夢，這份工作無疑只是助我跳離前一個泥沼的浮木。

將我挖角至此的林經理又在辦公室大聲咆哮了，許多資深員工露出又畏懼又不滿的複雜表情。這個經理出身廣告圈，空降至此，主要是幫忙闖蕩廣播界二十多年的正副台長扛起「整頓」電台的重責大任。我協助獻策與負責公關事務，被編派了一個華而不實的職稱——公關指導，因為除了自己，無人需要我的指導。

九○年代中期台灣的天空異常擁擠，有線電視與新電台的執照紛紛開放，然而比較起有線電視的嶄新，廣播無疑是古典風華的大眾媒介。不少老廣播人轉戰新電台，氣定神閒的聲調尬上林經理的高分貝咆哮，彷彿毫無交集的頻道，除了沙沙的雜訊，溝通只是徒勞。

我雖是林經理「挖角」而來，可是性格南轅北轍，她急躁，我鎮定；她主張高壓，我崇尚懷柔；她在電台裡疾走如暴風，我則晃蕩似幽靈。我這才明白，我倆的合作，一開始就註定困難重重。

我們唯一重要的決策，是將電台定位為女性電台（不是音樂電台或新聞電台，而是古怪地以性別定位）。搭著當年「MTV音樂台，好屌！」的電視廣告，我們在西門町圓環做了醒目的看板廣告：「沒有了女人，男人屌什麼？」除此之外，我再沒有什麼偉大作為了。我既不主持節目（因為說話有點童音加上結巴），邀約知名主持人及來賓、歌手也用不著我。雖負責宣傳電台，但廣播節目炒作新聞的機會其實不多，唯一能另闢的小徑，就是不時和報社合辦活動，以及事前提供重要來賓的採訪，以文字形式讓電台在平面媒體發聲。即便我耳邊還是響著林經理說過的話：「我們一定可以大幹一場！」但我卻一點也樂觀不起來。

原本具挑戰性的工作，很快就成了例行。電台知名度和收聽率也只有小幅提升。而主安逸的老員工和高壓暴烈的林經理，才是最可怕的鬥爭，我夾在中間，裡外不是人。

果然，「大幹一場」的機會來了！一家高雄崛起的新興電台（而且是領導品牌）決定展開北中南收購，串聯起地方的電台，準備形成全國聯播網，第一眼相中的就是我們。

傳言中的新老闆開始不定時在電台出現。我與新老闆投緣，而我「清新」的性格以及優秀的背景，很快就成為老闆眼前的紅人，偶爾也跟著出差高雄觀摩。此刻，二、三十人的小公司明顯一分為二：正、副台長、「新老闆」與他帶來的一名員工、林經理、以及我，屬於最核心卻也最危險的這一邊。

眼看光明在望，電台即將坐大，林經理也不時面帶微笑，鮮少高聲叫罵了，窗外的淡水河河水彷彿也跟著清澈許多。

誰知，一覺醒來，豬羊變色！

新曆年過後的某個早晨，我一進辦公室，桌上便躺著一個白色信封。林經理、我以及那個「新老闆」的助理等人，一起被解僱了。原因是舊老闆反悔，不同意收購的價格，決定不賣電台，我們這些「亂臣賊子」就這樣無遇警地被轟出大門。那個助理收拾包包，平靜地被「過去式的新老闆」領走了。我和林經理則抱著紙箱，宛如兩片枯葉，孤伶伶地飄蕩在悽冷街頭。林經理在我一旁氣得直跳腳，而我卻有一種想笑的衝動：終於，從這場鬧劇中解脫了。

她像是被卸下兵權的將軍，眼冒火球地盯著我，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由於我的隨和搖擺，一度被她視為臥底，可能休息一陣就要回電台上班（事實上，我才是鬥爭的犧牲者）。

收購不成的「新老闆」很夠意思，隔天晚上設宴慰勞我們，並藉機緊握我的手，證明我屬於這一國。不久後還找了辦公室，收留我們這一批被掃地出門的「難民」，準備整軍再戰。

巧的是，我在同一天拿到了醫院的驗孕報告，優雅求去，婉謝了他的好意。經過這場波折，我就此揮別職場，回家去，恰似一江春水東流，不回頭。

＊＊刊載於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9.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