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曾有過逃避的想法？但逃避何物，逃向何處？一旦我們來到一個美好的地方，那麼，這個地方是否就是我們遷移的最後目的地？－－段義孚，《 逃避主義 》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 故鄉 》

在運動員的生理體能黃金年齡，三十歲前後加起來將近十年，我都待在一般人喜稱的退休養老理想地，花蓮。在花蓮，反而是我經濟的高峰，工作與生活都最穩定的日子。可同樣的社會身分擺在台北跟花蓮，社會位置完全相反，比如，若同樣從事NGO工作，在台北，簡直要讓人自我感覺是無產階級，在花蓮，卻能做個好好生活，還算光鮮亮麗的中產階級。（但現在都無所謂了，大家都不可能有產了。套句陳界仁用語，我們都被「在地流放」了。）

這塊山海包覆的「台灣最後淨土」退休養老理想地，絕非政治從未侵占的桃花源，反而「地方」才是直接感受、面對政治的一線戰場。過去「地方分權」的台北人自以為的文明理性，也漸漸因為目睹種種各款地方社團之封閉、狹隘、人治，政治主事者之保守、貪婪、暴力再暴力，才體認到此不過贖罪心態罷了。繼而，「社團」盡情包養地方民眾的文藝接受，貫通政治網絡，使得地方文藝的創造性與自主性只能通過民間中的少數，孤立地開展，盡可能延遲夭折的時刻。

但這裡面實存一種可能繞過，甚至擊破既定生產形式的原生力量，現在流行的「共享」、「參與」，不正是源自非都會的產物。可是地方對城市的模仿欲太強，不斷向「外」看，卻無法正視自身的潛在的創造性。都市是國家的幻影，資本的器皿，地方卻通過模仿，自願為奴，以殖為生。彷彿歷史從未終結。

顏崑陽於〈後山的存在意識〉，從台灣拓殖史視角探討花蓮人的精神意識，包括三種向度，空間／由清朝首都北京往台灣看，先看到的是西部（前山）；時間／最晚開始開墾，意味經濟、文化建設之落後；雙重邊陲性／台灣是相對於西方的邊陲，花蓮是相對於前山的邊陲。他依此歸結出「後山意識」乃兩種力量之拉扯－－孽子情結與希求開發，淨土理想與堅持自然。換句話說，即經濟建設與自然景觀的辯證。

也是在花蓮這些年，因著工作、生活、從旁極稀薄地參與地方上一些反對運動，漸漸發覺了民眾的不可能，當然，更是發覺了自己的不可能。而隨2012年辭去全職工作，我逐漸地又逃回移居花蓮之初以為將漸離漸遠的劇場。對於地方的民間社會（是的，我連「公民社會」都要打上問號）的接觸、參與，日漸陌生，是更稀薄的看客了。但到現在，花蓮的民間團體確實結盟出了越來越強的能量，他們在「後山意識」包覆之下，實踐、相信的是這樣的事吧－－

和辻哲郎提到黑格爾對自然類型的劃分，其中一種是「與海直接相連的海岸國土」，其意義是什麼呢：「海岸國家可以作為世界關聯性的表現。沒有比海更適合與將世界連接在一起了，所以商業發達。不過，海的表象是非制約性的，非局限性的，無限的。所以，自己內心感受到這點的人們便培育出超越限制內外拓伸的勇氣，湧現出征服欲、冒險欲。同時，人們也產生了對市民自由的自覺意識。」

他們既相信地方是島嶼的「內部」，亦堅持人們不妨跟隨海洋，拓伸自己的「外部」，如太平洋、如南島、如群島。而不必老在公路坍方時聞縣長的三等縣民愚論起舞，不必老跟著已死氣沉沉的都市後頭走，那是倒退，不是前進。我相信他們這麼相信。

2012年以後，在花蓮的時間越來越少了，除了睡覺，也許在各種交通工具上的時間最多。來回移動之間，卻驚覺花蓮已成我的風土，不由得時而眷戀，也因而對其他地方都還沒完全習慣，但又總要對自己說，應該上路了。定下來，反而是逃避。

可是，風土的花蓮仍然一直教我如何看島嶼的劇場、文化生態；看文化政策實踐上的不可能，看，應該先看「社會」而非「國家」。我的視界很小，不夠海洋，台灣太小，以致人們以為新店到淡水比台北到花蓮快很多。台灣的小，反而讓我們錯認台灣很大，彷彿活在虛胖的地理世界，無形把自己跟土地的距離拉得很遠。台灣一直是座「內部性匱乏」的島嶼。這是我們的過去，也是我們的未來。

去年，難得回花蓮一趟的火車上，臨近上下車數百回的終站，奇異的感覺剎那襲來：一個人要對陌生的地方熟悉很難，要對熟悉的地方陌生卻很容易。

※刊於《政大藝文中心2018春夏節目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