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讀《歸零與無限－特殊藝術金講義》，書籍內容出自於創辦台北聾劇團、拈花微笑聾劇團的汪其楣，在台北藝術大學規劃的一門跨系所的「關渡講座」。這門講座「邀請在特殊藝術領域，長期從事展演，編導等創作項目的專業者、策劃／製作人，和心無障礙的觀察家來校園現身說法……」閱讀的同時，不由自主的，思緒又飄回到過去那段劇場工作的日子。

曾經，在一個排練場，我關去燈光，讓演員躺在地上放鬆、放空。在幽暗裡，我請其中一位走近我，窗外微光讓我們僅看得到些微的彼此，我問，你想過要交女朋友嗎？然後，他開始說話了。他像是一位極具即興對白能力的演員，以一種內斂，緩靜但充盈爆發力的姿態，說著他想啊，他也會偷偷溜進哥哥房間取拿A片，再偷偷看完放回去。我則是毫無招架之力的觀眾，在幽暗裡聽著，然後悄悄掉淚，我像是目睹了某種創傷的原型，而那情結至今糾擾著我，未曾揮卻。

那是2005年，我剛剛進入角落劇團工作，那時正排練著一齣名為《我們的戲即將上演（致劇場）》的作品，要在當年的「第六種國際官能表演藝術祭」演出。我是從和身心障礙者一起，開始劇場工作的。角落劇團是一個以身心障礙者（主要為智能障礙者，但並不排除其餘障礙類別）為主體，兼營咖啡劇場、協會、劇團的民間組織。但我其實說錯，角落稱呼他們為身心挑戰者。挑戰，意味著跨越，具有較為正向的意涵。可我後來其實不在乎這些了，因為無論障礙或挑戰，前提都是，我們是否願意接觸，進而理解他們？以及如何理解？

在那段時日，考驗除了在排練過程發生（和每一齣戲相同），演後座談是另一個試場。大抵因為某種偏執，我不喜歡從觀眾席傳來「你們（演員）好棒喔」這樣子的心得，總讓我以為隱含著「原來身心障礙者也可以演戲」的語氣。相較於此我更貪心的希望，如曾與盲人有過戲劇發展經驗的王婉容在書裡說道：

我也很希望「盲人演戲」能成為一種常態。當大家所關心的，不再只限於「盲人也能演戲？」這種標新立異的「新聞性」，而是演出的「共鳴性」、「原創性」、「藝術性」和「精采度」時，「盲人演戲」才能穩定地發展下去。

後來，經過的這些年，當我聽到台北聾劇團表演踢踏時，聾人身上彷彿與生俱來的節奏感，當我看到盲人身體逐漸發展出一套不準確身體美學，當我讀到精障從應用劇場形式逐漸敞開內在，這一點一滴更讓我相信，當身心障礙者站在舞台上，並不只能是被視作奇觀，那裡面有一種專注投入的真誠，以及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評估、論述的身體美學。

但在角落的時日，我記得更多的，其實是另一齣《Clean》，它在小小的角落咖啡劇場上演，演員與觀眾離得好近好近，視線無可迴避，它終歸帶來了一些甚麼，落幕之後一一浮顯，連我自己也始料未及。那時帶領這群演員上接觸即興課程的朱星朗老師，聽到我說他們一週丟本的回答時，詫了一驚，我見他詫了一驚才意識到這點（我本來以為僅四頁劇本，不甚在意此事）；現為影評人，常翻譯酷書籍的但唐謨則說，其中一位演員從頭到尾將水從右邊的杯子倒入左邊，再自左倒入右的重複動作，節奏十分穩定，一般演員都不一定能如此專注。

他們的觀察提醒了我，角落劇團的演員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他們需要的，無非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機會」而已。

誰沒有障礙？心理的障礙、工作的障礙、家庭相處的障礙、愛情的障礙，也是障礙的一種。我們和他們是一樣的，並不因為障礙手冊而有所差異。

可是，我也知道，我們終究還是不一樣。（身心障礙）身分的命定牽動著可獲得的學習資源、生活的照護政策、住行空間的營造等面向。於是，我說的一樣，意思是我們都有「人性」，都有「能力」，無分高低，只是必然的差異。他們和我們並無差異，我們會的，他們不一定會，反之亦然。如我前面所述的那位節奏穩定的演員，咖啡館內外場的工作他都會，包括做蛋糕、煮咖啡，而親愛的各位啊，這些我可是一項都不會。

我們和他們是一樣的，但怎麼告訴大家這一點，卻讓我感到艱難。

於是，我又想起了。後來有一年的劇團公演，在下午的最後排練，有演員遲遲不能進入狀況。休息時，我和導演將演員帶離排練場，詢問著演員，原來他和喜歡的女生吵架了。那一刻，我暗自嘆了好幾口氣，但在不斷的句逗中，我也看見了他懷持的愛，是那麼樣的真摯以及憂鬱。

在這樣的愛裡，傻瓜，我們不都一樣。

※刊於一本沒有詩的詩刊《出詩》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