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很快的，我發現自己過於執著「有什麼資格」，受縛於自己的社會身分與居住的地理區位。可是，花蓮、台東的藝術家介入這些為了商業利益、企業財團而進行的開發案，他們優先考量的不會是自身的藝術家身分，而是當一個人剝除了自己的社會身分，還原為「我」的時候；他們或許發現的是，人既然無法自外於社會，當環境遭受大型開發案的破壞，土地不斷被政商合謀壟斷及私有，甚至威脅到自身的生活領域、傳統文化之時，再不可能事事皆不關己。「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說法，在全球化及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侵入之下，給出了一種亟需批判思維、文化行動的時空縫隙，在這個概念底下，賦予我們身為人類的普同性立場，這時就可以反問，「為什麼沒有資格」？ 

正發生在花蓮、台東的這些，縱使事件結構有所不同，但與澳門的新城填海區、小潭山的事件本質並無太多差異。譬如翻讀《新城填海區規劃第一階段公開諮詢意見報告書》時，有民眾反映自1863年迄今五度進行填海工程的澳門，要再度填海，究竟是為了觀光客和地產商，還是為了澳門的本土文化與本地民眾？類此的無止盡的開發與環境、本土文化的矛盾，同樣在「美麗灣渡假村計畫」、「東部發展條例」出現，於是澳門與花東，便有了映照的意味。

當日講座上嘮叨了許久，散場時仍有港澳的參與者留下，繼續談論著各地的狀況，也再次說明現今我們共同走到了一道「經濟成長」的匣口，它透過地產霸權、重商主義、城市中心主義等路徑夾擊原本的社會結構，人民一輩子就為了掙一間房的辛勤，交換來的還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我們真正要問自己「有什麼資格」的，其實是我們所做的這些向自然環境預借土地卻從未償還，總是遺留各種債務給下一代的作為。

※刊於澳門《劇場‧閱讀》季刊（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