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刻意讓篇名重複，目的是在消弭所有篇章的獨特性。更廣地來說，這些經驗可以是我的、可以是我借來的、可以是每個人的過去和未來。」，又說，「我可能，你也可能演過這樣的故事。」

──朱宥勳，＜李欣倫‧自我生命的重新定位＞，《聯合文學》299期2009.9

一直以來，李欣倫似乎執著於將「身體」作為觀照、研究的對象，並以散文為唯一向度，從她的《藥罐子》（2002.8）、《有病》（2004.4），乃至碩士論文《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2004.11），均可見「身體」如何從（生理或心理的）疾病中顯現自身的樣態，並在散文類型首先著重的真實性中，素描出一幅幅自我解剖，犀利碎黏的語言圖像。

自2004年11月到2009年1月，時間跨幅長達四年餘，作者終於交出新作《重來》，外行讀者如我，無從知悉為何她在那本頗獲好評的《有病》之後，沒有好好利用出版社的聲名與實力（這是許多台灣作家的憨厚和愚拙？），繼續攻佔市場，反而消聲匿跡，直至四年多後重又現身。為什麼？

為什麼？這或是《重來》準備回答的。轉翻封底，文案如是寫著：

為何要離開舒適的環境去艱難的異地旅行？

為何要要照護那些與自己毫無關係的孩子與老人？

為何要自掏腰包去不舒適的環境受罪？

…………

讓我們先是揭起最末的〈旅途上：誌謝〉。作者自述，過去兩年她分別去了印度加爾各答和尼泊爾加德滿都擔任幾個月的志工，在名為〈孩子〉的幾個章節，她描述身體或情感欠缺的他們；「下唇裂了一道長細縫」的幼童是孩子，「右胸光禿禿的，只留下一道長長的疤」的阿媽是孩子，「艱難地從喉頭吐出ㄌ的長音」的伯伯是孩子，「一出生便遭父母遺棄」的阿帕是孩子，孩子無所不在，而與他們命運相繫的則是缺陷與苦難。

此種缺陷與苦難由於乃屬肉身性、社會性的，容易通過文字的中介，激發同情、憐憫之心；但另一端，如我們在同名為〈於是我又再度遇見〉的幾個章節裡瞥見的，像作者或同為志工的其他人，亦因此行，勾出自身的缺陷與苦難。這麼一來，此書中位處分歧兩端（幫助者與被助者、已開發國家與第三世界、生理完整與肉身缺陷）的人種，自平行的座標逐漸傾斜，然後垂直，人間交叉。

傾斜。這世界是本然的傾斜，平面的幻象首先是由科學捍衛的，再來則是理性秩序的把關，最後是我們的自我說服，助長了這種幻象的延續。關於傾斜，作者無意套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理論流派，縱使以她的學經歷來看，使喚這些並不難。她唯一召喚的，是自己的身體，她用身體交換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這裡沒有始終來自人性的科技，只有始終來自身體的思考。

來自身體。腹瀉是旅行印度的必經之痛，必要之惡，作者也不例外。她曾「跪在發黃發臭的馬桶旁（好像跪在真理腳邊），吐出昨日爛熟的木瓜、印度薄餅、奶茶和咖哩……隔天清晨，開始腹瀉不止」，然而，生理不僅是生理，有時它釋放著某種暗示，就像作者從中體會「在用潔淨的手去攙扶去餵食去擁抱之前，你得札札實實生場病，徹底變成病人，無能為力躺在床上、跪在馬桶旁，從自己混沌的屎尿中體會苦難，經歷無常」。

於是我體悟到，《重來》要說的，其實是不能重來。因為這些磨難的身體經驗，聚合成個人身體的一座巨大的生命現場，現場的每一次疼痛，都使人難以遺忘。弔詭的是，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難以遺忘，顯現這些經驗的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