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夏季，鄂哈特(Amelia Earhart，1897-1937)乘坐「友誼號」橫渡大西洋，為女性開啟飛行記錄的新頁。而距此的一年多前，25歲的林白(Charles A. Lindbergh，1902-1974)才剛以單人駕駛「聖路易精神號」完成航越大西洋的壯舉。

但是持平而論，鄂哈特當時並非駕駛，和她同機的另有兩位男性，能得到媒體大眾的讚揚，被冠上女林白的稱號，一大部分來自於她的性別，而她自己也明白這樣的比較「毫無根據」。不過美好的事總是值得期待，四年後的1932年，正巧也是林白獨力橫渡大西洋的五週年紀念日，鄂哈特以單人航行的方式完成此項壯舉，自此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

鄂哈特這麼形容自己：「我喜歡飛行－－而且我定不下來」。她好奇，並且勇於嘗試許多事物，至於「該不該做」並不在考慮範圍內。她也為自己喜歡飛行歸納出三項原因：小時候經常和父親坐火車旅行、喜歡玩男孩子玩的運動、冒險犯難的天性。1917年12月是一個喚起飛行想望的時間點，那時她前往探訪於加拿大教書的妹妹幕瑞兒，竟一時衝動進入沙巴迪那軍事療養院擔任助理護士，毅然結束預科的學習。那幾年世界正進行著殘酷無比的第一次大戰，而鄂哈特獻身國家的同時，亦常常聽著病床上的飛行員們講述激烈的戰鬥紀實。後來她將這一段經歷視為「悲慘戰爭中的唯一收穫」，並且成為日後她主張和平論的基石。

1926年開始，鄂哈特任職於波士頓的丹尼森社服之家，主要是以移民和兒童為服務對象，這段社工經歷被認為對她人生有著極為正面的幫助，她自己也這麼評估：「這裡使我自珍自惜；造成別人不快樂的原因，同樣也就是造成我自己不快樂的原因」。不過她並沒有忘記飛行的想望，就在1928年，飛行找上了她。一位擁有飛機的費城富家女渴望飛渡大西洋，但因家人反對故請主辦者代覓他人，鄂哈特雀屏中選。隔年，鄂哈特以航程紀錄員的身分和駕駛史督茲、技師高登依同完成了這項壯舉，然後是她的帥氣照片在歐洲與美國廣為流傳。事實上，在她們之前和林白之後，中間已有14個人試圖越洋但不幸喪生，其中包括三名女性，加上飛行剛剛起步，因此身為女性的鄂哈特斯雖然在這項任務中並沒有實質的駕駛工作，但仍很快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鄂哈特顯然非常清楚這一切象徵大於實質，依然以社工人員自居，並向大家保證不會利用這次的航行謀利，不上舞台及表演。不過她的名氣造成工作上實質的障礙，這一點促使她離開了丹尼森社服之家，轉而通過廣播、演講、寫作、在航空公司工作的方式服務大眾，並化解大眾(尤其是女性)對於飛行的不安感。1929年，女飛行員們組織「九十九人」團體，鄂哈特為第一任會長，希望達到「聯繫女飛行員之間的感情，同心協力，爭取女飛行員和航空界的福祉」。她們不會為「這種事女人不能做」之類的話嚇阻，不僅提倡友誼性質的交流，亦兼具政治性的屢屢為女性爭取權益平等，是鄂哈特畢生提倡女性主義的重要基地之一。

只是，時間猛然煞於1937年。該年她進行環球航行，卻於7月2日最艱難的「新幾內亞─賀蘭島」一段失去蹤影，連續10天她都是報紙的頭條人物。之後，關於鄂哈特失蹤之謎的各項臆測陸續傳開，不變的是鄂哈特再也沒有出現。

從飛行史來看，鄂哈特所處的2、30年代正是女性飛行的黃金時期，直到30年代末商業飛行逐漸居於其上，女性相對地被慢慢排除，這揭示了同一工作場域中男女職務分配的殘酷權力關係。從個人來看，鄂哈特不服輸、喜好挑戰、熱心服務的特質，致使她在那一時期眾多的女性飛行員之中崛起，成就了許多超越飛行本身的事情，如果她沒有在1937年喪生，不知道飛行史／航空發展又會不會有什麼改寫？

或許人們不該大驚小怪，因為鄂哈特不是說了──我非常知道什麼叫危險。因為我想飛，所以我去飛。女人必須去嘗試做些事情，像男人一樣。當她們失敗，她們的失敗可以做為其他女人的挑戰。──鄂哈特早已肯定了自我的價值，於是她的消失超越悲傷與死亡，翩然化為喜悅與新生。


※本文資料取自《一個女飛行家的失蹤》(麥田出版)，發表於《女宣》(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