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姐是誰？我沒親眼看過官姐，只聽說她永遠站在公娼抗爭第一線，從不蒙面示人。她的願望就是可以和姊妹合作經營個合法小娼館，俸養老母家人、支付房貸和晚年棺材本(註1)。

8月17日，東森新聞網報導了官姐投海自殺的新聞(註2)，文末鍵上：珍惜生命，你還有許多路可走(然後附上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的網址)。

珍惜生命？還有許多路可走？似乎「只是又一個人死了」，是這樣嗎？

可笑的媒體，荒謬的生存。我氣惱，同時無言以對。

我們通過媒體認識世界，通過可笑的媒體認識荒謬的世界。我從來不是樂觀主義者，為此我總是告訴自己要做個樂觀主義者。

一個人的死可以是因為制度的殘障，關於這一點我是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並且深信不疑的，官姐的死尤是如此。

娼妓，性工作者，總是裹著一層贓穢的布生存著，她們的工作職稱不只是工作職稱，像樂生院的痲瘋老者(是的，如果沒有忘記，我總是要求自己不以「患者」稱呼她們)，像領有障礙手冊的身心挑戰者們(請讓我們拋去「障礙」二字)。為甚麼名稱如此重要？如何稱呼有何區別？

有，我帶著一點激動和氣憤地跟你們說「有」﹗當我們改變了對於她們的稱呼，拋去了習慣，我們會去想「為甚麼我要改變稱呼」？想，是一種意識，提醒我們另一種可能的存在，提醒我們業已形成、帶著先入為主的概念的稱呼，可能是一種充滿偏見的社會約制的眼光。

我們問，那樣的眼光是我們要的嗎？如果我們是她們的其中之一，我們希望受到那種眼光的對待嗎？

西蒙波娃說：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性工作者此一職稱(更糟的是，恐怕連是不是「職」稱都會受到許多質疑)，或說某一特定族群的總稱，加諸於其身上的眾多的社會大眾的眼光、傳統規範的拘束，加諸於其身上的非道德的枷鎖、污名，不是她們生來如此，而是「我們」，我們這個社會強加給她們的。

官姐的死，不是她不珍惜生命，而是「我們」，「我們」都難辭其咎。

日日春為甚麼再三呼喊「除罪化」？除了性工作者生活基本的溫飽，它更要除「社會規範」的魅，也許這樣的宣示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產生一點點的位移、吸引社會的眼光，但它是必須的，因為和平之前必須先有平等，否則和平只會是另一種社會眼光，它的改變只是鏡片材質的替換而已。

在想官姐為甚麼死之前，我們應該先想想自己是不是「社會眼光」的其中一副瞳孔？我們希不希望成為其中的一副瞳孔？難道我們不應該這麼設想：如果她們的其中之一是我們的朋友，或者，就是我們其中之一，我們如何希望？


註1：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悼一代名妓妓運鬥士官姐之死》，http://coswas.org/archives/2006/08/_aeae_ee_ae.html。
註2：來源為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817/17/27wk.html。

『妓運鬥士 官姐影像』之夜
時間：9.17.1800
地點：歸綏戲曲公園(歸綏街和重慶北路交叉口)
詳見：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http://coswa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