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變》帶來的最大的刺激，在於那「文學創新」……作者不惜用自創一體的文具，已完全否棄傳統文字秩序的文字去描寫(葉石濤語)。

父親出走／走失的簡單情節、家庭離析的隱喻，本身並沒有太多新意。范曄「仇父親母」的行為／性格，與其說是伊底帕斯式的沉沉心理，不如說它也是一種「形式服從內容」的書寫方法之隱喻：作家(王文興)對於文字的叛逆思想／實踐，化身范曄這個角色，范曄既被賦予了叛逆的行為／性格，也從化作者的指示，成為文本的叛逆書寫形式的代言人。

這家庭裡的成員，或早或晚，皆以一種叛逆的方式製造了徹底的出走：很早時候就住宿到一個遠遠學校的大哥、出世三個月後病肝炎死的妹妹、成年以後到新竹工作不顧父親反對娶了風塵女的二哥，同父異母的小弟被留下(即范曄)然後成為後期支撐家庭經濟之主角，似乎出自某種「最晚出走而走不得」的無奈。

叛逆，充滿了范曄成長史的真實。年少時他質疑／仇恨父親的無用、冷漠；年長時又因掌握家庭經濟，反過來繼承了少時他心目中父親的形象。

叛逆，終於是造成家庭崩解的決定性因素。而范曄的叛逆，讓這齣崩解的家庭劇碼，沾染了真實的塵。

作家以叛逆的形式注入真實情節，臻致一種「死而復生」的文字／敘事之活水掘鑿術。其可佈(並不含任何惡意)之處更在他寫作「每天三小時，不超過一千字」、讀書「每小時讀一千字，每天不超過兩千字」的生活養成，而這正也是一種叛逆性質的讀寫形式，最終目的是達到「真」(或者說，如何觀看「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