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政治」這兩個持續了三四十年依然火熱的命題，一直以來便在貝托魯奇的影像裡擔負起最重大的功能，然貝托魯奇之所以被尊為大師，即在於他總是以性和政治說話，卻每每能夠超越性與政治本身，借力使力地，走向你我之前並不知道的神秘私處。

1968年，巴黎五月學運之際，一個美國文藝青年和一對法國雙胞胎兄妹相遇巴黎。他們嗑電影，談電影，玩電影遊戲。也談學運，說社會，但電影的藝術力量終究勝過社會政治的現實，是興趣是寄託也是遁逃。矛盾總是隱藏但不會消失。

貝托魯奇藉學生暗喻青春、自由（身體和心靈的全然自由）、理想，藉法國的場景設定，向自己如主角三人一般將電影當作生命同義詞的少年時、向自己的記憶，致敬與回憶。聽聞昔日台北的金馬影展，網路並不發達或者根本沒有的年代，國家電影資料館的現場購票場景，一個個我們總以為必然孤獨的文藝青年在那一個霧一般凝結的時間裡，全部出現了，也許彼此還是沒有交談，僅在心底揣想任何的電影片段，也許有些陌生的就這麼熟識了，較之網路時代還紮實溫暖許多的空間交會。

作為一種記憶的召喚和歷史性的回顧致敬，貝扥魯奇不但沒有遺漏原本的（性和政治的常見主題），反而擴大了格局（青春/理想的鄉愁/回歸），我們會忽然發現，人的第二次青春，其實就發生在年暮之際（當然，我並沒有任何詛咒的意味）。我們在這部作品所看到的，已然不是懷舊的歷史，而是青春的記憶，貝托魯奇無疑是個詩人，從青年到現在一直都是。我們於是想起詩人許悔之如此讚嘆楊牧；詩人最難得的，莫過於年過三十之後仍保有哀愁之眼和少年之心，貝托魯奇也是的。

至於此作在性的顯露程度上的大膽，大可不必多所議論，因為這在電影和真實人性裡，實在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三點全露就三點全露吧，想看A片的人到頭來還是會回去尋找A片的。只有台灣這樣號稱民主開放實則彆扭畏縮的假社會，才會一面大叫藝術萬歲，一邊將寫真集當衛生紙偷偷擦拭口乾舌燥後的稀稀精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