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名稱：《人民公敵》
演出團體：堿市舞台
演出日期：2005/09/24
演出地點：黑門山上的劇團

《人民公敵》是黑門山上的劇團首次挑戰製作西方戲劇的經典作品。而黑門山上的劇團為了這次大師劇本的製作，可說找了陣容堅強的演員群，主要角色大都是戲劇系的講師或專業劇場人，如吳世偉、朱宏章、江國生等。在導演方面，則是鐘欣志，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導演碩士。
《人民公敵》的故事發生在一個一度曾經落沒的小鎮，因為醫生史理仁發現了溫泉，而轉型成溫泉療養院的觀光地。小鎮的經濟因此復甦，鎮上的居民也得以改善其物質生活。但就在一切看似光明的當下，史理仁卻在研究中發現，實際上溫泉水早已受到工廠廢棄物的汙染，根本不應使用。而他也對此，向幾位好友及自己的哥哥，也是小鎮市長史理德提出要改善溫泉供水系統的想法。但由於若照史理仁的想法，重建溫泉供水系統，至少會有兩年時間無法使用溫泉，更甚者，改建的巨額費用也得由人民的增稅來負擔。因此，在此利益衝突下，市長極力阻止醫生發表其研究報告，而群眾也在市長的煽動之下，視醫生為人民公敵。
《人民公敵》為易卜生在《群鬼》之後的作品，因《群鬼》涉及到道德問題（梅毒），故易卜生受到輿論強烈批評。而後他以《人民公敵》這部作品，提出了自己的辯護：在所謂民主社會中，是否多數就代表正確？而這種個人對抗群體的情況，直到現代社會仍然隨時可見，故這部問題劇也因此具備歷久彌新的價值。
不論中國或西方，要將經典作品重新搬上舞台，導演都會面臨一個問題：要忠實呈現原劇本的面貌；或是以自己的詮譯，賦予劇本另一種新的風貌？簡單來說，就是導演對於劇本有多大的詮釋權。而這次《人民公敵》同樣也面臨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在節目冊的創作概念寫道，因為擔心觀賞上的文化隔閡，因此他參照了懷爾德（Thornton Wilder）的《小鎮》，加入了說書人一角。並參考米勒的改編本，企圖以更貼進當代使用語言的習慣來呈現易卜生筆下人物精彩的辯論。以下就分語言及表演兩部分來討論這次演出。
在語言部分，《人民公敵》一劇的對白處理上已屬佳作，貼近現代語言，聽來不會有咬文嚼字之感。但部分用語仍有些不足之處可以討論。凡是搬演非母語劇本，一般大概有兩種處理辦法，一是以市面上能買到的翻譯劇本為基礎再行加工，大多數都會採這種方法；而另外一種則是直接翻譯原文劇本。但不論是用翻譯劇本或是自行翻譯，創作者都應留意翻譯腔的問題。所謂翻譯腔即是中文（譯文）受到英文（或其他原文）語法的影響，而出現非中文的表達方式，雖然可以理解句意，但極不自然。例如，史理仁對他的女兒說：「我們走吧，佩佩。」在句末喚別人名字是英文口語的使用習慣，但中文大多不會如此使用。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我親愛的老兄（可代入任意對象）。」請讀者想想，一般日常生活，是否會以這種方式叫別人？我想就可以大概體會什麼是翻譯腔。
另外在人民公敵》中，人名翻譯部分亦有可議之處。主角跟哥哥分別為史理仁（Thomas Stockmann）及史理德（Peter Stockmann），和另外幾位配角：畢林（Biling）、候夫塔（Hovstad）等，這些譯名其實或多或少都受到原文的影響（看各人認定，或許有人會覺得史理德與史理仁像中文名字）。但在另外一些角色，如主角女兒佩佩（Petra），主角岳父老齊（Morten Kiil），卻又是道地的中文人名，兩種不同的譯名同時出現在舞台上，其實會有不小的衝突。既是同一時空同一地區的人，何以會有兩種不同風格的名字？簡言之，不論要採用原文人名音譯，或另取中文名字，都是可接受的處理方式，但應統一，避免叫喚名字時的不自然感。
提出以上兩例乃因筆者就讀語文科系，自行觀察之下，發覺翻譯問題是台灣劇場的常態，而這是應當留意的現象。縱然有少部分演出試著減少語言的比重，但不可否認的，語言在劇場來說仍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演出要素，而既然劇場是種藝術創作，自然應當重視每一細節，包括語言。或更進一步來來說，就如同其他大眾媒介，劇場也會對觀眾語言的使用習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創作者應當提高對語言的敏感度才是，就算是做西方的翻譯劇本，也應該要盡力使其貼近中文。

在表演形式方面，本劇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加入了「說書人」一角，以期縮短與觀眾之間的文化距離。說書人主要出現在每幕之前，大略提示劇情，間或穿插表演一些雙關語的笑話，例如：「假象」解釋成「假的大象」。另外在戲進行中，偶會打斷演出的進行，進入劇中介紹人物背景，或與人物發生對話。這樣的處理是否有必要，可從以下兩點討論。
第一，本劇文化背景是否真的離觀眾很遠？在這裡需要先注意的是：原劇本發生的時空。易卜生在劇本中並沒有明指時間地點，僅寫道劇情發生在挪威南方的一個濱海城鎮。雖然在戲裡談到當時仍在使用馬車，不過，這也不一定非得解釋成本劇時間一定離現今極久遠，更何況，溫泉療養在現今社會仍然風行。簡言之，模糊的時間點給了導演對劇本較大的處理自由。若導演願意，將時間點拉至現今也無妨。同樣的，地點也是如此，濱海城鎮在全世界都能找到。也因此，其實若經過適當處理，將本劇的時空背景拉近現代，人民公敵這劇本與觀眾之間的文化隔閡應當不會太大，尤其是在這次演出中，導演已經讓對話貼近日常語言。
又導演讓說書人拉近觀眾距離的方式，是說些我們現今常使用的冷笑話，或是偶而進入戲中與角色產生對話，同樣試圖以搞笑緩和劇情。這兩者並非對文化背景做任何更動，對減少文化隔閡實際上並無太大助益。不過，必須要承認的一點是，說書人的冷笑話雖然不見得好笑，但這些笑話的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聽見，也因此多少能幫助觀眾以較為輕鬆的心情觀賞本劇，但再次強調，這並不等於減低了文化隔閡。
第二，說書人「說書」的內容為劇中人物的相關背景，是否真有其必要？在戲劇史中可以讀到，易上生對佳構劇（well）進行改良，使之更加寫實，但易卜生的寫實戲劇仍保留了佳構劇的特色，所有的場景都有清楚而符合邏輯的前因後果；而劇中角色的個人背景，生活環境等，都能在劇中清楚表示。因此，觀眾應當知道的資訊，實則在劇中都能透過人物的對白或場景傳達，說書人的角色背景介紹並沒有發揮太大作用。再者，在戲接近尾聲時，說書人收起冷笑話，開始談論較為嚴肅的話題，如多數人與少數人的衝突，然而，這些內容依舊多為主角觀點的覆述。如前文所提，既然觀眾都能在戲中接收這些資訊，說書人的「說書」反倒讓人有贅述之感，就有點像一般電視節目的廣告，反而中斷看戲的情緒。
除了說書人之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導演寫在節目冊中，很多劇團要搬演國外劇作時，為了要避免文化隔閡，多數人會採用的方式為套入「本土化」的背景。但他也有所自覺，這種處理難免出錯，嚴重時會破壞整個戲的質感。不過很可惜的是，這次人民公敵雖然沒有將場景放在台灣，但仍帶入了台灣當代文化，同樣也造成嚴重的文化衝突。
第四幕，史醫生借用船長的倉庫召開市民大會。在戲中的主角配角均著歐式服裝，在走進會場的市民，卻多是T恤加牛仔褲（或普遍長褲）。同時，更有人拿著台灣集會中常見的氣笛，用來制造「叭」的音效；而開會過程中市民不斷叫囂，就一如本土抗爭集會時皆會出現的暴民。這種現象不禁讓人懷疑，現在這戲的時空背景到底在哪裡？是國外還是台灣？對此手法，在劇末與導演的交流中自然有觀眾提出疑問，而導演的回答是：一來因為服裝預算不足；二來是乾脆順水推舟，藉此手法增加觀眾的認同或是疏離，而這兩者都是他所樂見。然而，觀眾看到這樣的情況，事實上不會增加認同或是疏離，只會感到突兀！沒有理由在一個舞台上有兩個時空背景，這即是導演自己所擔心的事，刻意帶入本土色彩，但劇情又完全發生在國外，這兩者產生嚴重的衝突感，反而讓該場戲變得極不自然。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舞台部分。或許同樣是礙於預算，舞台設計這次走極簡風格，不過卻展現了極豐富的表現力。《人民公敵》主要有三個場景：史醫生住宅、報社、及倉庫。雖然五幕中就需要換三次景，但舞台上幾乎沒有大型硬景。舞台設計以木頭做出了門框、窗框、屋頂等；而其他家俱，不管是櫃子或較大型的物品，皆加上滑輪利於搬動。整場戲就利用這些道具做排列組合，再加上燈光以及小道具的運用，就成功塑造演出所需場景。以報社一景為例，家俱部分，其實不過就是數個門框，加上桌椅。但該景在天幕上以燈光打出文字，桌上擺放紙張及一台打字機，再配合演員表演，就已充分展現出了報社的氛圍。此舞台以簡約的風格貼切傳達出場景的特質，這一點在現今在大劇場演出的戲中，已經不多見，表現不俗。
整體來說，人民公敵的表現相當不錯。唯在導演的處理方面應再思考的是，固然導演對劇本有自己的詮釋權，然而，若要變動劇本的架構，例如增加新的角色，或是變動文化背景，那就需要仔細評估，是否真有其必要性。大幅度的更動，若處理得宜，的確能為戲本身加分；反之，過猶不及亦會破壞演出的整體感。期待黑門山上的劇團下次搬演西方經典作品能有更出色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