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大題目，跳進了之後，碰不到底、摸不著邊，會出不來。於是，也就會變成是個偽題目。」意思大概是這樣，幾個月前跟個朋友討論社會資本時，提到了這個問題，及我的看法。

大題目是因為，這是社會科學裡的核心議題，已經有一大堆的文獻、論文在處理這個議題；而它是偽題目--我這樣說，可能會被許多前輩們打死--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會落到無解的境地；再者，它也與社會學的傳統相背離，問了這個問題，無助於社會學的想像，而且還會將已經複雜的問題，搞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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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與朋友閒聊，他跟我說到他的女朋友的個性：「說實在的，我真的不懂這個女人在想什麼。一方面，她總是很乖巧地符合社會的規範，一個善良的女生，會照顧別人；但另一方面，卻跟她最親近的人之間，有很多的衝突，很有個性，批評這個、挑剔那個。」

「不要問我我要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要什麼!」朋友最後引了一句她說的話，解釋他為什麼不懂這女生的原因。

相對於女人難以理解，一個拉子朋友說到男人時，倒是一點也沒有模糊地形容男人：「男人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動物。」

女人的複雜，是因為男人期待要看到女人的簡單，但簡單看不到，愈看愈複雜；拉子不喜歡男人，簡化了男人，不想去懂男人，愈來愈多的誤解，也讓這個世界愈來愈複雜。

男人就是這樣嗎?而女人，又不是怎麼樣呢?就算男人真是用下半身思考，也是有時候會用到上半身行動啊!!即使女人說她不知道自已要什麼，但她仍然知道，一直問她她要什麼，她會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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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行動之間，很難用下半身、下半身地來區分，人總是一個整體；要什麼、不要什麼的實質問題，不容易直接地找到答案，不過我們卻可以從問題的形式上，找到對於問題本身，看到一些直覺的回應。

討論行為者與結構的關係，從概念地下手，前題總是先二分了、假設了有個客觀、外在的行為者與結構，這樣一來，會不會就像將人截斷了成上半身、下半身一樣，看到了的是個「死了的」行為者與「僵硬」的結構呢?從這個角度來了解行為者與結構，很容易無解，因為我們得不到「死了的」行為者說什麼話，也看不到「僵硬」的結構，因為什麼因素，而有回應。

如果我們不斷地去問，倒底行為者是什麼，結構如何定義，那麼會不會就像是假定了有個固定的本質，從自已是什麼、不是什麼，再去界定自已要什麼，不要什麼。那麼，靜態地、本質地來看男人、女人，或者是「人」本身，而忘記了人不見得是「要」什麼，不必然是為了什麼「實質」的原因行動，那麼將會更難以理解這個世界倒底是怎麼了，因為這些所謂的「實質」問題，無法感受人的存在境況。存在的問題，有許多是要用心去體會，才能看得到的焦慮與快感，而社會學傳統問的是，這些焦慮與快感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註：Norbert Elias (1897-1990)，德國社會學家。最近一直在唸他的幾本書，對於什麼是社會學的研究，有種「豁然開朗」的暢快感。他的型態社會學、歷程社會學，及心態史的研究，讓我想到了C. Wright Mills【社會學的想像】中的一句話：「任何一種社會研究，如果沒能回歸到傳記問題、歷史問題，以及兩者在社會之中的交集，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學術之旅。」

我想，Elias完成了他的學術之旅，而看了Elias的作品，我也覺得這條學術之路，走得踏實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