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的文化差異

  文/林玉鳳

                 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和二○○三年的沙士有點相似，致病的都是冠狀病毒，應該有很多相似的防禦方法。可是，隨着疫情在全球擴散，戴口罩應否列為每個人的日常防護，原來有很大的分歧。

       遠的不說，先說和我們文化較為接近的香港和新加坡。香港特首早前在群情洶湧、政府無力供給居民口罩作自我保護時，為了“以身作則”，不戴口罩出席記者會，被媒體和網民批評了超過一個星期。當地的民情認為口罩重要，特首呼籲沒有症狀的人不要戴口罩，是政府沒能力在全球搶購口罩的托詞，被視為無能的表現。新加坡則相反，在香港疫情開始爆發、大眾搶購口罩和其他日常生活物品時，新加坡的一位部長批評香港人的搶購行為“低能”（idiot），呼籲沒有病症的健康人士不需要戴口罩，他的呼籲得到不少民眾支持。當然，香港和新加坡，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關鍵的分別，就是新加坡曾經提供限額口罩給當地人民。

       再遠一點，沒有向公眾提供口罩或推出限購令的歐美國家，他們視醫用口罩為醫療人員的裝備的同時，不僅認為健康人群根本不應該戴，甚至政治人物戴口罩，還會被視為製造公眾恐慌而遭冷嘲熱諷。意大利有國會議員被同僚嘲笑，瑞士的戴口罩議員更被趕出會場，這當中沒有將之與政府的口罩供應能力掛鈎，完全是文化的影響。

       至於澳門，口罩供應尚算足夠，少了很多政治上的揣測，而且一開始我們就對活躍在內地和香港的流行病學專家和微生物學家言聽計從，相信科學的同時，沒有任何文化包袱影響我們戴口罩的決定。想不到，一個口罩的背後，原來有那麼多文化差異。

文: 原載2020年03月12日澳門日報「亂世備忘」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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