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天真的想，如果案件可以重演，小加珈事件可以有何解決辦法？

　　版本一，如果回到小加珈第一次被父母帶往山頂醫院的那一天，也就是出生的第三天，最好的結局應該是，醫生坦白說這個病澳門沒有條件醫治，香港或其他地方也許有機會，然後詢問父母的經濟狀況，明白他們難以長期負擔費用，即為小加珈申請送外診治。

　　版本二，我們可以選擇回到加珈在香港和廣州求診確認有治癒可能，政府再轉介加珈至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那邊的醫生說明加珈的病到美國醫治更有把握，此時，最好的結局是，山頂醫院即時與被推薦的美國醫生或醫院聯絡，確認手術既無生命危險又有機會成功，即為小加珈申請送外診治。如果是這樣，加珈的故事根本不會曝光，衛生局不會陷於公眾批評的視野，小加珈現在已經有機會看見世界。

　　版本三，如果回到故事曝光之初，衛生局回應說明既沒有放棄治療，也不排除小加珈可以外送至香港以外的地方診治，只是因為擔心小加珈年幼和手術成功率不大，不敢貿然決定。此時的最好結局是山頂醫院即時與案主聯絡，了解他們手中已掌握的資料，包括香港醫生明確推介至美國就醫的信件，以及美國專家的資料，然後自行核實，符合條件，即外送。不符合送外診治的條件，了解有沒有以個案處理特批的可能。如果都沒有可能，行政手續來不及，那就公告天下，請求社會捐款協助，自己提供其他行政上的方便，同時承諾檢討送外診治機制是否存在任何問題，令最迫切需要受惠者不能受惠。

　　可是，這三個版本的大前提都是送外診治是個透明又明確的制度，醫生即使因為在澳門接觸案例不多，不一定有技術醫治，但會勤於鑽研，了解外地的先進經驗，最重要的是，在自己未確定真的無可救治以前，不會放棄任何一絲治好一個病人的希望，還會鼓勵病患家屬不要放棄。只是，今天這三個版本都沒有出現，除了因為送外診治的制度缺憾，還因為，這個政府遇上尷尬事件，不敢認錯，只以保存面子為要。左右拖延，卻不知，誤人誤己以後，面子根本就得不償失！

文：原載2013年10月30日《力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