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先說幾個故事。

　　三月中要出發到加拿大的當天，事前上網查看知道有從劍橋往希斯路機場的特別快線，到了火車站準備購票，頭髮已經有點斑白的職員回說：“是有那樣的票，但很貴啊。”有多貴？四十五英磅，然後，他問了我起飛的時間，跟我說時間容許，該去坐另外一種要多花三十分鐘左右的火車，但價錢是二十一英鎊，平了超過一半。那天特別感慨，因為收到家人通知自己欠交電話費。為什麼會欠的？離澳前打電話給CTM說要長時間離澳，想取消一個電話號碼的服務，對方說我有合約在身要查清楚如何處理，稍後回覆。翌日出發前沒收到電話，請同事替我跟進，同事被告知因為有合約在身，取消電話需要罰款，暫停服務則不用，而且可以保留電話號碼。好的，聽上去更好的方法當然是暫停吧？可是啊，暫停原來是要付足月費的啊。我知道的時候，單據上說我欠了三個月的六百多元費用，但原來取消合同，只需要罰款二百左右，我要離開七個月，那個電話完全不會用，我也不用保留號碼，為什麼要白白交一千四百元呢？同樣是專營服務，對待客人錢包的態度完全不同，提議出來的選擇方向完全相反，這不會只是公司文化的問題吧？

　　在劍橋大學，每天同一時間可能有二三十場演講或研討會在舉行，赫赫有名的講者很多，學生示威常有，可是，就是保護政要講者的安保人員特別的少，那些大人物的隨員也沒有幾個。昨天的一場演講，主講嘉賓是新西蘭的前總理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她做了九年的總理，現在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署長，那是聯合國第三高的職位。她演說的時候，我選了坐在觀眾席的第三排，可以隨便舉起手機拍照。講座結束後走過去跟她說話，自我介紹，問問題，沒有任何人阻攔。同樣是昨天，出席書院的讀詩會，因為其中一位詩人是發表《進化論》的生物學家達爾文的後裔，也是知名的詩人，慕名而來的人不少，詩會現場很快坐滿了人。快要開場的時候，還是陸陸續續有人抵達。這時，站起來跑去書院餐廳為大家搬椅子的，不是學生或其他工作人員，是書院的院長。他是誰？他叫馬丁。哈里斯（Martin Harris），有爵士銜頭，是英國大學委員會主席，曾任兩個英國大學的副校長和一間大學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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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很多將英國實行的政黨政治、議會制度及選舉曲解或誤解的文章，以此來合理化政府在推銷的政制發展方案，制度的比較和說明，這幾百字說不清楚。不過，你問任何一個英國人，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手中的一票是可以決定誰來執政的，而且，上面幾個故事說明的是，就是一個有深厚貴族文化與傳統的國家，行民主制度一段時期以後，有權有勢的人，多會懂得謙卑，起碼表面上待人平等，做事親力親為，文化裡說的是有階級之分，日常相處裡卻沒有階級之別。買火車票便宜了跟民主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每一個人都得到尊重的地方，專營公司或國營機構，起碼不敢把你看成是一頭特宰的豬，可以隨便魚肉。

（劍橋瑣記。之十四）

原載2012年4月19日《澳門日報》“新園地”版“筆成氣候”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