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早前在一個討論八十後和九十後的論壇上，一位香港的講者提醒在場發言的兩岸四地八十後和九十後朋友，要小心媒體會因為他們年輕，將他們提出的問題只看待成是年輕人的問題，然後將焦點放在大家的年齡上，而不是他們的真正訴求上。她提出的證據是，香港八十後的反高鐵行動最後被解讀為八十後出了問題，而不是高鐵的計劃出了問題，整個討論的焦點因此被模糊了，所以事件過後，沒有人關心高鐵計劃，整個香港輿論都集中到八十後的行為之上。評論意簡意賅，卻發人深省。是的，像所有青少年問題的背後，大家最終看到的，總是一個病態的成年人社會，是某個社會階段的某些病徵，而不是出生在某幾年的人的集體問題。

　　同樣的道理，放在過去一年發生的被歸類為八十後九十後的問題上，其實同樣有效。內地的蝸居問題，八十後首當其衝，可是，如果將之看成是八十後的問題，很容易出現一個結論，就是八十後比不上他們的前輩刻苦耐勞努力儲蓄，而不是內地房地產市場和政府的房屋與土地政策出了問題。同理，深圳的富士康事件，如果被看成是九十後新生代民工的問題，就沒有人會關注那樣的工廠生活和大社會環境對今天的年輕人造成了何種影響。所以，看今天澳門八十後九十後眼中的問題，其實也可以用類似的歸因方式看待。

先說近期熱話──年輕人買不起樓的問題。如果沒有記錯，那是2005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開始出現的社會議題，之後加入認同那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團體和個人越來越多。推算一下，2005年時有機會因為需要結婚而置業的，應該是七十後特別是1975年以後出生的，外加上一部分八十年代前五年出生的。可是，如果我們僅把目光放在他們身上，很容易以長者的口吻責難，認為他們買樓應該靠自己，而不是等政府幫忙。可是，如果我們可以從房屋政府本身的變異去看待問題，故事可能很不一樣，因為，今天我們的政策，沒有針對房屋需求當中的投機性需求、投資性需求、恐慌性需求和真實性需求而有任何分野。

撇除只供租住的社會房屋不談，澳門人有一種擁有自己物業的期望，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形成的。1980年，澳葡政府推出《經濟房屋法律》，開始售賣經屋，至九十年代中後期，售出的經屋單位有兩萬多個，那十多年，是澳門人第一次可以以低廉價格擁有自己物業的年代。那時，受惠的除了像台山和馬場一類木屋區居民，還有不少五十後和六十後的澳門人。

（我們的世代．之十九）

文：原載2010年6月3日 《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

圖：http://photo.esdlife.com/20100118_wowblo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