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06年，澳門大學慶祝廿五周年銀禧，有學生約做訪問，問讀澳大時印象最深的事。我說印象最深的都是私人情事啊，她改口問，那有什麼是你作為學生身份印象最深的？回答了，那晚回家，回憶就湧出來了，寫了好幾篇文章刊在當年《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的專欄裡。也是最近想起澳大，才發現原來文章一直沒有貼到這裡。

今天重讀，居然有多一點明白了自己的感覺，明白了那幾年的時間，埋了什麼因子在自己的人生裡。

現在把寫了幾星期的一併貼出來了。


更名風波

今年(2006年)好像特別多與自己有關的周年慶祝，有小學母校的五十周年金禧，有大學母校的廿五周年銀禧。

小學周年校慶，校長林顯富說慶祝的主題是懷舊，不談教學成果，只想說說學校一路走來的五十年經歷的變化，覺得這樣更有人情味。澳門大學的廿五周年，慶祝的主題卻是前膽，所以有一個叫“銀禧展翅，奮發飛騰”的口號。學校的廿五和五十歲，大概就像人的青年和中年吧！所以慶祝的主題都充滿了人的心境，懷舊與展望都在其中。

雖然大學以展望為主題，不過，做學生的，想起自己讀過的學校，其實很難不懷舊一下。上月自己的學生選擇以大學歷史為題拍攝紀錄片，說要做訪問，於是，不得不回顧當年自己讀大學的點點滴滴。

我進大學的那一年是1991年。那一年，東亞大學正式更名為澳門大學，現在想來，此後幾年的大學也真是多事之秋。進大學的頭一年，自己還是個不大關心時事的大學新鮮人，可是，一進去了，便迫不得已的要關心新聞，因為那時有學生反對學校更名，還攪了好些抗議活動。記得當年學生抗議活動有兩個主題，一是擔心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會影響大學的國際性，二是譴責學校的更名沒有咨詢學校的意見。那年在九龍壁，就遇上抗議的學生捉著自己大談更名的弊端。那時自己沒有參加任何抗議活動，也沒有參加任何學生組織，對活動的認識幾乎都來自九龍壁一帶的道聽途說。只記得後來好像是政府解釋了更名不會影響大學的國際性，又說日後會多咨詢學生的意見，事件才得以平息。

如果叫澳門大學比東亞大學國際一點，那叫“國際大學”一定比東亞大學更“國際”，可是，這個世界上偏偏就沒有一所被認為是國際級的大學名字有“國際”兩個字。現在想來，當年學生反對更名的第一個理由，當然有點幼稚，也許當年大家還沒有“只有本土的才是國際的”一類概念，才會有這樣的想法。至於不滿學校沒有咨詢學生意見，這樣的理由，後來才知道是學生運動的一個永恆主題。

今天想來，如果當年沒有遇上這次更名風波，自己對大學、大學生甚至是公民權利的認識，肯定會很不一樣。

（大學廿五年．之一）
原載2006年6月21日《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專欄

香港學生

上周提到一九九一年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引發的學生抗議活動，持續的時間其實很短，短到當自己從大學新鮮人的角色中定過神來的時候，活動已經過去了，學校回復平靜。平靜的生活大概與自己對大學生活的期許有很大的落差，沒多久，我就報名參加辯論隊。

不過，當日加入辯論隊的動機，其實沒有「豐富大學生活」一類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時不過是想進一個令人覺得加入了便會快樂的組織，這當中的原因，必須要從自己的英語說起。

中學的時候，我的英語成績很好，是文法課可以拿九十、一百分的那種人。可是，進了大學，在一眾英美教授的面前，我才發現自己又聾又啞，特別是那門叫西方文化的課程，上課的頭幾節，我幾乎一句話都聽不懂，幸好那時遇上了澄子，我至今的好朋友。

澄子的英語很好，我們在西方文化課認識了不久以後，她就替我在老師提問的時候解圍，課後會跟我解釋堂上某些重要詞彙，她是讓我不用再為聽不懂英語而回家偷偷哭的同學。

就在認識澄子後不久，一次偶然，我看到澄子進入辯論隊的辦公室，好奇心驅使下，我遠遠的從門縫中往內偷看，結果看到澄子好像很快樂的跟其他人討論甚麼，還笑得很快樂。

就因為那一陣笑聲，我便立定決心要跟她進辯論隊。沒多久，辯論隊公開招收會員，填過報名表和參加了面試以後，我就加入了這個組織。

一旦進去了，才發現辯論隊裡的骨幹幾乎都是香港學生，澳門學生比例很少，而且除了澄子以外，來自澳門的會員多是像我一樣是新學年才吸收的成員。

加入辯論隊以後，立即發現他們有非常好的組織架構，從日常討論時政的活動，到培訓細節和比賽的準備，都有制度可循，大家的任務清晰，是我見過最講究規章制度、會員參與和工作方法的學生組織。

我對香港人重視制度建立和法治的精神一直有敬意，那些敬意，應該說是源於當年辯論隊時期與香港隊友親身接觸的經驗。

也因為曾經有那樣的經驗，我更相信給學生多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儕的重要性。當年的澳大，就具備了那樣的環境。


（大學廿五年．之二）
原載2006年6月28日《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專欄

起哄的都是香港人

以前聽說台灣的大學生流行將「戀愛、工讀、論文和社團」看成是大學的「必修課」，意謂在大學的四年間必須要談一場戀愛，做一回兼職賺錢的工讀生，寫一篇好論文和加入一個學生社團，才算有個圓滿的大學生涯。

在澳門，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我們好像很少提及這一類的期許，就是曾經提到的，也很少提到「加入學生社團」的重要性。

不過，回首過去，還是覺得當年加入辯論隊是個很好的決定，因為加入後，從此就有很多接觸香港人的機會。

自己在澳大的首兩年，大學仍然沒有明顯的本土化，香港學生的比例不低，而且，他們參加學生組織的熱情，好像遠比澳門同學高。記得當年很多人都認為，箇中原因是香港學生需要住在宿舍况，比每天放學回家的同學時間要多。

可是，自己的親身經驗卻是，當年認識的香港學生，比一般的澳門同學關注校政和社會事務。大學改名，抗議活動的搞手是香港人。例如：大學在一九九二年要將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合併，學生也有抗議活動，活動的火車頭仍然是香港同學。

又如：大學說要加學費，有香港同學跑出來說要搞遊行反對；學校改變學士學位的榮譽等級制度，幾個香港同學就發起成立「關注學制小組委員會」，既到政府遞信，又要求與校長對話。

在澳大的首兩年，這許多的抗爭活動，因為主事者多為香港同學，也就難免給人「起哄的都是香港人」的印象。

這許多活動，不管是發起的理據抑或是行為模式，都跟香港的大專院校學生活動相像，好像是直接繼承了香港的模式一樣。如果不計算個別例子，將活躍於各種抗爭運動的香港同學相比，當年的澳門同學確實給人一個安靜的感覺。換另一種說法，則是澳門開學比較政治冷感，不愛討論時事，對校政近乎漠不關心。

這樣的比較無關乎智力和學術水平，只是從中可見，當年的港澳人，至少是港澳的年輕大學生，確實有比較大的分別，香港的對個人權益很敏感，不管政策對與否，如果事前沒有諮詢，都要來質詢一下。

澳門的同學很溫順，習慣接受改變而不隨便質疑。

今天舊事重提，不是要評判孰優孰劣，只想記錄學生活動與香港同學的關係這個不為人注意的題目。

（大學廿五年之三）
原載2006年7月5日《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專欄

兼職大學生

上周提到自己讀書時流行的一種觀點，是當年澳門大學的本地學生參加學生組織的熱情比香港同學低，原因是香港學生需要住在宿舍况，比每天放學回家的澳門同學時間要多。

可是，如果以澳門的面積和交通狀況來說，這樣的理由畢竟有點牽強。於是，又有人把原因歸咎於學生的兼職現象上。

是的，澳大學生的確好像是特別多兼職的。自己讀書的時候，不像現在一樣兼職工種繁多，一支獨秀的是補習，那好像是同學的最佳兼職。

那時，大家都很怕上課上到下午五點，因為如果五點下課，熬巴士到了澳門，一般都會超過五點半，這對很多為小學生補習的同學來說都太晚了，因為小學生常常在四點以前放學，家長希望「補習姐姐」或「補習哥哥」早點到。替中學生補習的好一點，上班時間沒有那麼緊張，但補習的難度卻比較大，不是人人可以輕易勝任。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讀大學的那幾年，自己好像剛好見證了替中小學生補習成為一個行業的歷程。我在高中的時候開始有補習經驗，那時是替親友的孩子補習，是上門的。

大學一年級，因為要補習好幾個學生才可以賺夠學費，變成學生上我的家門來補習。大概是二年級的時候，不少同學開始合辦補習社，把家人空置的樓房稍為改裝一下，就可以招收十來個學生，自己也曾經到同學開設的補習社客串。後來剛進電視台，就做了一個教青局說要管制補習社向補習社發牌的新聞，讀了數據，才知道補習社在幾年間以十數倍的速度在逐年增長，那時推算，政府要監管的補習社，就有自己同學開辦的。

自己上大學的年代，是東亞大學改名為澳門大學，本地學生開始大量增加的年代。不知道是因為那時學費太貴同學多數都要找兼職這種人力資源的「供應」刺激了補習市場，抑或剛好在那幾年澳門的家長開始流行讓孩子補習，反正當補習社流行起來的時候，補習社當中就有不少是由澳大的學生合作辦的。

如果有人做研究，大概可以做一個澳門大學學費與澳門大學本地學生增加對澳門補習市場形成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相信會得到一個有趣的答案。

（大學廿五年之四）
原載2006年7月12日《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專欄

與變動有關

寫作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起初想到要寫澳大，廿五周年校慶的訪問當然是原因，後來又收到校方給校友發來的電郵，要求就大學教育對我們的影響寫點感想。剛開始時想借用口術歷史的研究方法，從平民學生的視角，寫一點自己讀書時對大學的觀察。不知怎的，寫著寫著文字都往學生活動的氛圍靠攏了。

重看五年前為大學二十周年校慶搜集的歷史資料，發現自己對在學初期的學生活動或運動印象深刻，應該是因為自己唸高中和本科的那幾年，學校的變動最大。

一九八八年二月，政府宣布透過澳門基金會以澳門幣一億一千萬收購東亞大學，引起部分師生不滿，發起抗議行動，政府則多次公開回應並強調大學公營後可以為亞洲區和澳門本地社會服務得更好。

一九九零年，將本屬英制的大學三年制改為四年制。

自己入學那一年，即一九九一年，大學正式從東亞大學易名為澳門大學，這一年，大學取消了副學士課程，增加了中文及英文傳意兩個課程，政治學課程改為政府及公共行政課程，原來從屬於澳大的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則脫離大學獨立，公開學院改以亞洲國際公開大學名義重新註冊。

入學第二年，即一九九二年，大學成立法學院，原來的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則合併為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

一九九三年，學校成立了葡文學院和日本研究中心，預科學院則改組為預科課程中心。澳大現有的工商管理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科技學院、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和預科中心六個學院的規模，是在一九九四年確立的。

同一時期，大學的課程從一九八八年的九個增加二十五個，全日制學生人數則從一九八八年的一千人增加到三千人，學生則由以香港學生為主，逐漸過渡到以澳門學生為主。此後，大學的變動相對來說少了也小了，學生運動也隨之減少。

重讀資料，開始明白，原來那一段時間，學校除了由私立變公立以外，還有這麼多架構和制度上的轉變，原來那一段時間大學的學生運動特別多，一不定是有許多香港學生，而可能是學校的變動使然。像社會的急速轉變容易引起種種變革和不滿一樣，當年大學從私立大學過渡為公立大學的數年間，也因為這一個過渡而出現了許多的轉變，也因為這樣，從平民學生的視角况，我看到的最深刻的畫面，都與這些變動有關。

（大學廿五年之五．完）

原載2006年7月19日《市民日報》“教學雜果冰”專欄

圖片來源：http://www.umac.mo/ipr/galle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