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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玉鳳


　　讀到香港那個獨闖深圳的十歲女孩要寫或寫了道歉信的新聞，倒在好奇那封道歉信可以有什麼內容，會不會是這樣的：“校長，主任，各位老師、同學：我出走到深圳一事，是我錯了，令大家擔心我了，實在不好意思，我向各位道歉。”

　　可是，再讀新聞的內文，就知道這樣的道歉信應該是不合格的，因為紫珺“親手寫的道歉信內容大致是對自己做錯事表歉疚，希望得到諒解”，“惟經校長初步閱讀後，發覺內容過於簡單，未能清楚交代事件，要求她重寫。校長稱：「我哋想佢從犯錯中學習改過，想佢深切反省，盡訴心中情，佢愈講得透徹，愈得到別人嘅接納寬恕，心理嘅治療愈到位！」”

　　小朋友出走成為大新聞，除了因為她只有十歲，因為她失蹤了二十小時以外，新聞之所以具有價值，同樣重要的一點應該是小朋友居然可以獨自抵達深圳吧！因為有了深圳一幕，出走多了點奇情，故事才不再僅僅是個小朋友任性或貪玩的問題，還是一個牽涉小童可以獨自離境的出入境制度問題。所以，紫珺之所以成為那幾天的“風雲新聞人物”，令許多人知道她的事擔心她，不完全在於她的出走，還因為事件本身牽涉到的社會制度的複雜性。

　　就因為事件引發的小騷動不完全是小朋友的行為使然，更不明白為什麼校方會要求小朋友重寫道歉信，而且還不能寫“太簡單”的道歉信。我明白校長說的“愈講得透徹，愈得到別人接納寬恕”的道理，也聽說過寫信寫作寫日記一類活動的心理治療作用，卻沒有聽說過公開的道歉信有心理治療的作用。當所謂需要別人“寬恕”的行為是一個十歲小朋友的一次出走，她已經回來了，已經為大家的關心道歉過了，我們為何還需要她“講得透徹”呢？這樣的“講得透徹”，是要導她走向更深的內疚還是真的可以讓她從事件中釋放出來？既然她需要被寬恕，就請饒了她吧，一封短短的道歉信對一個十歲的小朋友來說，本來已經太多了，就是三言兩語的感謝信，本來也應該早已足夠了。

　　幸好，原來的信有多簡單，後來重寫的又有多詳細，這幾天都不見香港傳媒有跟蹤報導，不用小紫珺因為又上了報紙，而需要在大眾面前又道歉一次。


原載2007年6月7日《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