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可以是一個非常個人的行為，作品是用心去感受的，要求作家要領牌，防止劣幣作品流入圖書市場，我覺得是一種既不相信自己判斷能力，也看不起寫作人，希望假借另一個權威──發牌機構來確認作家身份的想法，作家是否受人認同，最終要看的是作品。更何況，沒有人是為了表達自己內心的痛苦與寂寞去當醫生，沒有人因為想與人分享快樂去當律師，作家卻極可能透過個人的痛苦與快樂化成文字而將一種才能或一種興趣變成一種工作──寫作。法律賦予人有寫作和表達的自由，也賦予讀者有不讀作品的自由，作家有出版自由，圖書消費者也有不買書的自由！劣幣作品絕對可以在這種自由當中得到驅逐，無須其他的限制。

　　歷史上確實有眾多的詩人畫家等等文藝工作者窮愁潦倒的死去，可是，我們讀歷史，了解古人的悲劇，是為了不重蹈覆轍，而不是要將悲劇看成是無可抗逆的宿命。事實上，我們有太多的先賢曾經拒絕這種命運，拜倫和巴爾扎克都是這方面的俵俵者。而且，這個世界有悲慘而偉大的梵高，也有富有而同樣偉大的畢加索，我們不會因為畢加索是個在世時已赫赫有名善於經營的富有畫家而看不起他，因為他的作品實在好，是不是？

　　系列首篇提到的美國見聞，一個司機可以大聲跟陌生人說自己的退休製衣女工太太現在是作家──My wife is a writer now，這種寬鬆的自我認同自由，是文藝創作和出產作家的重要土壤。在澳門，我們談論文學創作卻總要糾纏在寫作人應該是高級一點的作家還是低級一點的作者的問題上，不去留意作品本身，寫作人有責任，可是，世界變了，出版事業變了，作家生成的機制變了，我們的價值觀念卻沒有改變過來，不知是誰的責任。當年輕人之間耳語著去金沙為自助餐食客盛湯也可月入九千元的今天，一顆又一顆年輕的心在賭場與升大中間燥動不安，你告訴有志寫作的年輕人要準備窮苦一生身後成名，你以為有多少人還願意這樣做？就是他願意，他的家人、情人願意嗎？這樣說不是要鼓吹功利主義，而是希望大家正視所有行業的從業員均有透過正常渠道和手法去出人頭地的權利，這才是行行出狀元的社會價值，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健康態度。

　　淡泊名利是一種心靈境界，不是生存狀態。懂得淡泊名利需要看透一切，而看透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在過程中大家都需要吃飯。作家也好，作者也好，寫作人也好，你和我，都一樣！

（如果作家要領牌之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