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我們就是我們的世界企望我們所要成為的；我們的靈魂，其基本的特徵烙印著世界周遭事物的形式，好似靈魂就是它的鑄造物。……周遭世界呈現給我們的一般層面將會鑄造我們生活的一般結構。……在過去的任何時代裡，生活對於一般人而言，意指艱辛困苦、危機四伏、急切渴求、命運之限制以及彼此依賴；然而，當今這個煥然一新的世界卻表現出一種氣息：在實踐上無所阻撓的諸多可能性、安全穩固、不必依賴任何人而超然獨立。

以上引自奧德嘉（Jose Ortega Y Gasset）著，蔡英文譯，《群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台灣：遠流出版社，1996年11月。


雖然離死期該還有一段不短的日子，可是，我還是很喜歡用「我們就是我們的世界企望我們所要成為的」這句話來檢視自己的一生（或半生），也愛用這句話來檢視別人的一生，特別是死去的人的一生。

這幾天，大陸都有人在紀念毛澤東的冥壽，我就一直在想，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居然跑出來一個那樣的領袖？是否，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對於一般人而言，生活就是艱辛困苦、危機四伏、急切渴求、命運之限制以及彼此依賴？所以那時，我們有一個強人領袖，一個讓我們覺得可以為我們急切渴求脫離某種命運限制的領袖？可以讓我們依賴的領袖？如果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又是一個的社會，可以容忍一個根本就是瘋狂的領袖？那時的中國，生活於一般人而言，是否就是夢幻與罪惡，夢想人可以勝天，幻想有人的罪惡正在破壞我們的夢想？如果是，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又是一個什麼社會，需要我們的領袖帶頭去紀念一個曾經被視為英雄與神明，又曾經被視為狂人與魔頭的領袖？是不是生活於我們而言，已經沒有任何確切的標尺，已經沒有人所共信的道德價值與評判標準？所以我們紀念的時候，有人在謾罵，有人在鼓掌，更有人在提問，不停的提問：為什麼要紀念？紀念的又是什麼？

2003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