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根本，不論一個社會的工商與科技進步如何日新月異，維護農業的自主生存與發展，在任何時空與地域都具有超越產值的高度戰略價值。早在二千多年前，晁錯即以「論貴粟疏」勸諫漢文帝重農貴粟，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農業與農民仍然在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國家佔有特殊的地位，即便在經貿無國界的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安農」依舊是一個國家是否穩定的重要指標。

台灣在二○○二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過程中，已經歷過一波對我農業升級轉型的艱鉅挑戰。高附加價值的農業項目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已經出現分途，而不斷育種改良的高級農業科技、精耕經營型態、加工品質技術、企業經營理念與農民的素質，更是台灣永續農業的品牌，這些優勢是農政單位與農業人才必須持續投予關注與研發以保護台灣農民的利基，任何的農業交流唯有植基於不傷害台灣的農民為前提，才是務實的人道主義。

中國在加入ＷＴＯ前後，為了因應農業市場全面開放後的嚴峻挑戰，很早就把台灣的農業發展經驗視為爭取積極導入的「入世藥方」，江澤民時代已經有計畫的對台灣的農業專業與企業進行政策性招攬，陸續成立十一個台灣農民創業園，屆二○○六年已至少吸引超過四千五百家台資農企、逾五十億美元台資投資，上月「海峽論壇」又新宣布將再增設四個園區，足見其食髓知味，對岸目的就是希望台灣的農業專家能把技術帶到中國，讓中國農業的低廉勞動成本、廣大的可耕作土地、龐大的市場規模、農產品低價優勢能夠如虎添翼，克服其在轉型上的重重障礙。

這些年在國共平台的引流下，台灣農業人才與技術流失到中國的現象不可勝數，台灣農民在對岸遭技術盜取、山寨仿冒、血本無歸者已經成為普遍模式。更有甚者，中國因地理條件、生產作物類近，在學到了台灣的農業技術後反過來在國際競爭上打擊台灣的農業輸出最力，日本原本是我國農產外銷最主要的國家，現在已經被中國所取代，而日本為高價市場，其嚴重性尤其不容小覷，這個台灣農業的危境在馬政府上台後未見正視，反而更雪上加霜，本月初對岸農業部竟將手直接深入台灣政府，把現任農委會顧問孫明賢延聘為十五個「台灣農民創業園」的名譽顧問，司馬昭之心不言可喻，消息傳出後朝野立委在國會一陣撻伐，認為已經涉及利益衝突，一致要求必須徹查嚴懲是否有農業科技輸出中國情事。

孫明賢案一度是一個不分藍綠可以共促「台灣利益優先」的跨黨派議題，但是昨天下午當民進黨提案要求針對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由政府派任之相關人員不得赴中國投資或擔任中國相關法人或團體之顧問、職務，若有相關情事者，主管機關應即將該等人員予以解職，國民黨卻動用懸殊的席次優勢加以否決，致使上午的砲聲隆隆淪為就人而非就事，原來國民黨抨擊的是中國這利益怎麼給他、不是給我，而不在這利益本身的不當。至於台灣農業與農民的明天，根本不在政客的計算之列。

孫明賢自況，「台灣的農業技術不能視為敏感科技，應是公共財」，「中國地大物博，可視為台灣產地的延伸」，這不正是兩岸交流下的典型縮影？易言之，兩岸關係因為是「公共財」，不是個人私產，因此可以拿去變賣？其所創造的利，從而集中在拿去賣的極少數人，害則丟給大眾來概括承受。國民黨不願意禁止政府派任人員在中國牟利，說穿了，就是不能擋了自己的未來財路。

台灣農民竟被誇言農業人道輸中者當作犧牲品，這是多大的嘲諷與踐踏！何以致之？政治附庸的國家定位使然。一國的元首可以兩岸國防外交凡北京馬首是瞻了，馬朝文武何以不能大小政務以中國為主、對中國人民有利？總統都可以兼任黨主席以接收國共平台，孫明賢同時兼任兩國農業顧問在邏輯上又有什麼錯？左手倒打右手又有何不可？看清楚問題的核心本質，導致台灣沉淪的罪惡淵藪何在，其實就明白透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