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俠

儒家治世一直是中國政治的傳承，原因是：透過君臣父子倫理的強調，以及內聖外王，倒推外王必內聖，致使皇權必然合理合法的思想系統，對統治者是很好用的工具。

可是很顯然的，這不是人世間唯一的「義理」。俠以其情義然諾，推出另外一種很有個性化，非體制的人際倫理，這是另一種「義」的可能，可以用來制衡正統倫理義理的偏頗。但是俠卻在僅止於報知遇之恩，尚未擴延長大成另一種政治倫理的制衡體系時，就不幸有了悲劇的結束。因此在中國文學中，一直有一種「俠情俠義」的心靈呼喚。

打從史記「遊俠列傳」、「刺客列傳」開始，司馬遷就對俠文筆下不自覺流露同情。

司馬遷本人是個擁有真性情浪漫惜才的人，他因為愛惜李廣孫子李陵的少年英才，力保他帶兵北伐匈奴，沒想到因政治內部鬥爭，李陵失去後援，兵敗被俘，後又謠傳李陵降匈奴，李陵全家被抄斬，司馬遷入獄且受腐刑成了太監。後來才知道李陵降匈奴是個誤會。武帝曾想接李陵返鄉，但李陵說不想再受辱，寧可留在異鄉，最終抑鬱死去。至於司馬遷，儘管後來被釋，恥辱卻也成了終身印記。

因此出獄後的司馬遷，繼續寫史記時，下筆就在字裡行間隱含對當朝武帝的疑惑，對正統義理的質疑。「遊俠列傳」「刺客列傳」，就是此心情下的產品。很可以說，他藉「遊俠」「刺客」列傳點出他對正統王朝之義理的疑惑，渴望著俠的世界的另一種義，這義是在非政權壓力下，非只對國君與王朝，而是人與人間平等情義的對待。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整個人的人格特質，顯然受道家思想的自然主義影響，要比儒家思想影響更重。

從史記以來，書寫俠的文人，好像多多少少都踩踏了司馬遷的類似人生。